参加长征，是我革命生涯中经历过的重大事件，其中在云南的一段征程，更是终生难忘。我从济南军区调到昆明军区工作以后，每当路过乌蒙山麓和金沙江畔的时候，对半个世纪以前那个充满希望和考验的年代的生活，总是一往情深，那些浴血奋战的壮烈情景，那些团结友爱的情感，久久在心头闪动着不灭的亮光。

一

　　1934年以后，红2、6军团在湘鄂川黔生活和战斗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战略任务，最重要的是在湘西和黔东南的几十个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使红军得以生存和发展，获得战斗休整的机会。红2、6军团两支部队，在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领导下，同四面八方向我红军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开展积极、灵活的运动战，连续粉碎了湘军、川军、挂军和黔军的“围剿”，先后取得龙家寨、陈家河、桃子溪等战斗的胜利。1935年初夏，我在红6军团17师49团7连当连长，后来，又到红6军团部特务团4莲当连长，以后成立18师时改为53团4连。这个连队是在湘赣边区成立的老连队，也是我参军时的连队，人们称为战斗模范连。4月的一天，为了歼灭离桑植县城60公里、设防在陈家河拦阻我军西进的敌人，红6军团政委王震同志亲自来到前线指挥。当王震同志来到我们连队的时候，大家情绪非常高涨，有的战士悄悄地说：“王胡子（大家对王震同志的亲切称呼）来指挥我们战斗了。”战争年代，高级指挥员深入到基层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战士们总是把首长的到来，看作是激励自己夺取胜利的动力。领导同志身先士卒是最有说服力的动员令和冲锋号。陈家河战斗，是部队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的一次战斗，王震同志在战斗中指挥我们伏击、追击和包围企图拦阻我西进的敌人。部队打得灵活、机智，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在这次战斗中，王震同志亲临现场深入主攻团指挥作战，臀部还负了伤。他挂彩后还是那样乐观，并且风趣地说：你打了我的屁股，我揍你的脑壳，我还是把你打败了。他的革命乐天派情绪，爽朗的性格，在红军战士中被传为美谈。
　　1935年11月下旬，部队陆续向黔北、黔西北转移，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战略行动。这就是红2、6军团著名的乌蒙回旋战略转移。部队出发前，新成立了红16师，我从6军团18师53团被调到47团1营任营长。大约在1936年的1月，在湘、黔边界的便水战役中，我的右腿负了伤。当时，部队正在展开大回旋的运动，进行长途转移之中，尽管伤后行动艰难，我仍坚持跟着部队行动。在1936年的春节前，部队转战于黔西、大方、毕节等地，47团团长覃国翰、政委刘礼年两位领导，为了不让我留守地方，找到师政委晏福生同志尽力争取。覃团长说：我们l营长张锺秀同志虽然负伤了，但伤势不太重，不能留守。晏政委说：按照规定，现在要大迂回，打运动战，不留守吃得消、跟得上吗？团政委刘礼年说：我们团里包下来了。晏政委担心我的伤势，还是要覃团长再考虑考虑。覃团长说：我再三考虑过了，才来要求的。最后，晏政委终于允许我随队了，但仍交代团领导要尽力帮助，不能掉队。长征路上领导爱护部属，上级关心下级的亲如兄弟般的情谊，实在感人肺腑。
　　覃团长是一位参加百色暴动的红军老战士，在工作上他对下级要求特别严格，但在生活上十分体贴照顾。覃团长年长我六七岁，在他眼里，我只能算个小弟弟，在艰苦的转战途中，他们对我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覃团长、刘政委总是不断地询问我的伤情，还不时地送来一些增强体力的营养食品。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覃团长还下过一个通知，为照顾我能够顺利地跟随部队前进，让各营从缴获的军马中，挑选一匹膘肥体壮、耐力强的马，以替换我原来骑的一匹比较瘦弱的马。后来，我就是骑着一匹经过覃团长挑选的壮马，从黔东来到毕节的。在毕节，因为红2、6军团以神速的行动，穿插于黔山、苗岭，回旋在乌蒙山区，摆脱了1O多万敌人的追击和阻截。进入黔西北，在黔西与大方县之间的将军山一带，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一仗，打的是部队从黔东南转移以来一直紧追我军的郝梦龄师。也许他正想利用我军北渡鸭池河，部队立足未稳之机打我个措手不及，但实际上我军渡河以后，正在寻找有利战机，在运动中打几个歼灭战，恰好在将军山寻到了这个机会，一举歼灭敌人两个团。这为红军进入黔西北创造了有利条件。进入毕节，部队获得了约1个月时间的休整。我在毕节城南的团部卫生所治疗了近20天。那时医疗条件很差，药材奇缺，我的腿伤就是靠盐水冲洗伤口，用碘酒和外敷药膏涂抹后，就缠上绷带包扎起来。也许是处在一种特定的战斗频繁、动荡环境的缘故，人的忍耐与适应能力也是大自然奇特的创造之一，经过医生的治疗，我的伤口日渐愈合，部队从毕节开拔时，我就归队了。
　　从毕节到赫章，红16师47团是中路前卫。我记得在2月底过了七星桥，听到前面山头响起稀稀落落的枪声，从弹着点判断，是朝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射来的。覃团长立即让通信员通知我们，要1营立即投入战斗，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接到命令后，我带着3位连长隐蔽靠前观察了地形。我们爬上东面一个山头，发现前面道路两侧有三四个土木结构的工事，形成交叉火力。这些大小不等的工事，仔细看一看就能辨认出来，略微大些的工事，显得牢固些，稍微小些的显然是临时构筑的。我同连长们商议，由1连和2、3连的机枪手，集中力量形成强火力射击较大的一个工事，以吸引敌人；由2连派出两个排绕道断敌人的后路。这一仗打得很利索，不到1个小时，我们就占领了所有的工事，为大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根据军团首长的指示，我们缴获的武器和抓到的民团士兵，全部交给了当时比较倾向我党我军的一股地方武装力量。我团和我所带领的1营，仍然担任前卫任务继续西进。
　　乌蒙山气势磅礴，山连山，水连水，层峦叠嶂，初春3月，高山顶上还覆盖着皑皑白雪，寒气未消。我们经过连续几天日夜兼程的行军，部队多是从山间小路前进，时而浩浩荡荡，时而静默隐蔽，忽而多路推进，忽而大队前进。大概是3月7日，作为师的前卫，我营天亮前即到达彝良县的奎香。覃团长对我说，在此地只能稍加休息，说不定明天，或者晚上，或者喝口水又要出发。我问他是什么意图，有没有战斗？覃团长回答：要同敌人兜圈子，拖住敌人，达到甩掉敌人，力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目的。紧接着，上级就正式通报，曾经在黔东南和湘西同我们交过手的樊嵩甫部已接近我军尾部，军团首长命令我师返转行动。第二天部队又几乎原路折回几十里。走得好为的是打得巧，果然不出所料，我16师抢先一步，到达以则河地方迎击樊嵩甫先头部队。我们47团的任务是侧击被49团击溃的敌军。当时同敌接火的49团3营营长马秋德同志事后告诉我，他们打得很利索，缴获敌人百余支枪。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在于同敌人展开作战，部队很快又掉头前进。3月初，我们16师回到从毕节至威宁间的妈姑作短暂停留。据师政委晏福生同志讲，当时主要是为了开展宣传活动，同时寻找当地一个恶霸武装头子文正朝的老窝。当时，全师分兵3路，我们团仅是其中的1路。当我们营的部队来到1个周围筑有土碉的地方时，覃团长、刘政委命令我带两个连向威宁县城方向追击。不到半天，我们又奉命向妈姑驻地返回，路上看到恶霸文正朝的房屋和土碉己为兄弟部队所捣毁，街子的墙壁上写有标语：“打大户，分田地；打官僚，分仓库”。当天，我们16师宿营妈姑东北面，靠近一个叫可乐的村庄，第二天即向奎香方向继续转进。红2、6军团万余人的一支部队，为什么在20多天的时间里，总是以奎香为中心，今天往东，明天朝北，而且在云贵边界三进三出奎香，我当时所能知道的，就是红军并没有完全摆脱数倍于我的蒋军的围追阻截。郝梦龄部虽然在黔西将军山被红军吃掉了两个团，但他对我们的追击并未放弃；樊嵩甫是中央军，李觉、郭汝栋号称湘军和川军的劲旅，也紧追不放；孙渡纵队所属的鲁道源和龚顺璧两个旅分别在我侧翼堵截。既要对付强大的敌军，又要保存有生力量，我们只有同敌人展开回旋运动，采取敌进我进，边走边打的战法。由于军团首长明智的指挥和红军战士的英勇奋战，部队最终实现了摆脱敌人，大步向云南进军的目的。
　　3月20日至21日，我们以神速的行动，经过几天夜行晓宿的急行军，突然地进入云南的宣威县境。当地人民把我们的行动称之为天兵天将来到乌蒙山。群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20多天来，我红2、6军团冲破敌入的重兵追阻，声东击西，急转北进，又突然南下，把十倍于我的敌人甩在黔西地区，然后乘虚挺进滇东北，进入云南境内。当然，也还由于国民党当局按照他们想象和愿望，散布了各种混淆是非的舆论。国民党中央军妄图早日消灭红军，黔军巴不得红军快点离开贵州领地。滇军最头痛红军进云南，于是乎各种说法纷纭，滇东北传出“贺龙、肖克领导的红军已经在贵州被歼灭”，还有的说，“宣威有滇军重兵把守，红军过不了虎头山”等等。红军在滇东北的出现，使国民党官方散布的各种混淆真相的舆论不攻自破，人民更加欢迎红军、尊敬红军和支援红军。我记得当部队进入距宣威县境还有20里地的徐屯、核桃园、观音堂、来宾铺一带时，当地人民听说红军来了，贫苦农家纷纷开门欢迎，有的人家还把糯米粑粑、饵块拿出来给过路的红军吃，以表达他们欢迎红军的心愿。
　　宣威是云南东北部的重镇，又是川黔两省通向云南的要冲。1935年初春，中央红军曾在宣威进行过战斗。因此，滇军对此地的防守力量也有很大的加强。在当时，宣威是滇军阻截红军并企图消灭红军的屏障，也是滇军驻扎重兵的一道重要封锁线。当然，宣威也是红2、6军团必经的要地。
　　当我们进入宣威境内以后，云南省主席龙云立即命令他得力的旅长刘正富，从会泽方向折向宣威城防堵。因为当时龙云估计红2、6军团可能按照我中央红军路线渡江北上，所以刘正富把防堵重点放到了昭通沿线，殊不知，我们大部队却进入了宣威。
　　红2、6军团指挥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首长综观战局，识破了敌人的部署和企图。同时我们转战干里的各级指挥员，在战略和战术思想上，都掌握了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指导思想。我作为一名营指挥员，常常从师、团领导同志那里得知，追随，我们的敌人，几经回旋，被拖得疲惫不堪，而且大部分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距红军较近的郭汝栋纵队减员很大，只有少数兵力可以机动。只有孙渡纵队的鲁、龚两旅尾随红6军团。进至宣威的滇军第1旅有4个团和两个独立营约500O人，虽然号称龙云的“劲旅”，但只要我军集中力量，是能够歼其大部或全部，为红2、6军团进入盘江地区打开通道的。据我所知，军团首长决心用较多的兵力准备投入战斗，并在我们红16师47团进入的一片松林阵地的后面一个叫大坡山的高地上建立了指挥所。
　　红6军团是正面的部队，在观音堂、来宾铺一线，进入出发阵地，积极构筑工事，挖修临时战壕。我所带领的红47团1营进到来宾铺以南的时候，有不少青壮年对我们很亲热，看到战士挖工事，就主动送来铁锄、铁撬等工具，帮助红军作好战前的准备。人民心向红军，这是长征时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群众明知我们不可能长驻和久留，然而，对红军的帮助和支援，却是那样无私无畏，真诚相待，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3月23日天亮以后，红17师面对滇军刘正富主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将滇军刘正富亲自指挥的两个主力团引到一条河流两岸。该地山丘拔地而起，南北相间的虎头山以北地带，正是我16师迎击敌人的阵地。当刘正富主力1、2团进入我们阵地后，47团在团长覃国翰、政委刘礼年的指挥下，猛烈开火，由于战前的周密部署，兵力虽然很隐蔽，但火力十分密集，给了刘正富主力狠狠一击。
　　接着红16师、17师对占据虎头山的敌人进行全线反击。但敌军依托虎头山主峰部署了机枪阵地，封锁我军的冲锋道路。这时47团团长覃国翰来到我们1营，他操着广西话对我说：“张营长，你们打得很漂亮，再往前推进！”覃团长的话，是鼓励，也是命令。我简明地对身边的1连李连长、孔指导员、2连长下达了追击敌人的命令。战士们打得非常英勇。覃团长亲率我营从虎头山与紫灰山结合部的凹地直冲到山顶。占领阵地后，发觉是敌旅部指挥所。这时，1连李连长和2连长报告说，他们冲到山头，敌人没有反击就朝县城方向撤退了。接着李连长拿出一支德国制的勃兰宁驳壳枪，说他们缴获了20多支，俘虏20多人，估计是该指挥所的警卫分队。经询问俘虏，我营占领的高地果然是滇军刘正富旅的指挥所，我和覃团长立即布置查寻刘正富的下落。侦察得知，刘正富在红军接近山头时乘马脱逃了。我一听就急着要去追击正在溃散逃跑的敌人。当部队刚要行动的时候，覃团长命令我营加修工事，原地待命。他说：我也想扩大战果，但是要再看一看，师首长交给我们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再者，前面敌情不明，两侧主阵地还未攻占，继续追击离开大部队太远，恐有不便。覃团长是很善于运用灵活战术思想指挥部属的。他的一番话，对我很有启发，特别是对我企图向敌人穷追不放的情绪，有极大的稳定作用。于是，我遵照覃团长的命令，嘱咐所属连队就地构筑工事，随时准备反击敌人的反冲击。不多久，敌人的增援部队从我左侧和4师右侧发起攻击，我决定收缩，守卫我们的既得阵地。从3月23日午后至深夜，滇军刘正富所属的两个团，并配属地方两个保安团和广富、个旧两个独立营，前后被我红2军团4师11团、12团的战友们击溃和歼灭一部。由于孙渡纵队的鲁、龚两旅增援，敌军越来越多全歼敌军已不可能，战斗呈对峙状态。深夜，我红16师、17师、18师的部队，发动几次火力袭击后，奉命撤出战斗。
　　红2、6军团分兵两路，向东南方向转移，红6军团大踏步朝云南富源迈进，红三军团则迈向贵州盘县，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宣威之战，红军声威大振，影响深远。据事后得知，当时的伪云南日报随军记者曾写有《宣威××血战详记》。文中写道：“计自午前九时起至午后三时正，激战五小时，枪声之密，胜过除夕爆竹，血肉满地，尸横枕藉，加以天候阴雾，愁云惨淡……战场景象，令人肃栗！”这段文字，确实描述了当时国民党军队同我们交战的真情。群众对宣威之战，也有许多夸张的传说，他们说：“红军有一种神药，顺腿打几针就可以行千里”（指行动神速）。“红军打起仗来，胸脯都会走路”（指匍匐前进）。“红军的战术是波浪式的（指运动战），蒋介石的兵再多也斗不过红军。……”群众还编民谣唱道：

　　红军真勇敢，
　　旗帜飘云端；
　　乌蒙山区转一转，
　　歼灭敌人有几万；
　　虎头山上再一战，
　　打得湘、滇、黔军心胆寒；
　　红军真勇敢，
　　专为贫人打江山。

　　宣威之战，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在万人以上，虽然给敌军以严重打击，但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许多战友牺牲了。红49团3营营长马秋德，是一位能征善战、爱兵如兄弟、带兵有方的优秀基层指挥员。他早我两年参加红军，是我参军时的连长（游击队长）。我们都是在井冈山革命风云中，同父辈一起投入农民暴动的青少年。他任连长时，我当排长；他任营长时，我当连长，直到我奉命到47团当营长，两人才分开。马秋德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献出了自己宝责的生命。红16师组织科长唐辉，战斗之前到我营部署战场群众工作，战斗打响后，就在观音堂附近的村落边中弹牺牲了。听说，晏福生政委在掩埋唐辉同志的遗体时，满脸泪水，为失去一位年轻优秀的红军政治工作干部深感痛心和惋惜！
　　宣威之一仗，是在边打边走的进程中撤出战斗的。听师首长说，宣威这仗，歼灭滇军一部，冲破了敌军约3个旅防堵的防线。3月底，我们在富源同孙渡设防的部队有一次小仗，打开通路以后，即向滇中疾进。肖克同志重访云南时，谈到当时2、6军团挺进云南的战略意图。肖克同志说：两个军团领导于3月28、29日曾在盘县开会，那是在接到了朱德总司令电报后的一次会议。电报指示的大意是：2、6军团在渡江技术有把握的条件下，于阴历3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到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并指示出5个渡江点，请自行选择。以贺总和任弼时同志为首的两个军团的领导同志决定，坚决执行总司令的电报指示，因此，决定两个军团分两路向滇中进军。肖克同志还谈到：当时蒋介石急令“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刘建绪率樊嵩甫、李觉、郭汝栋等3个纵队继续追击我们。滇军孙渡纵队又从滇东北赶到嵩明配合龙云的直属部队堵截我们。鉴于敌情仍然十分严重，我红2、6军团进入滇中前，贺总、任弼时同志请贵州毕节的著名爱国老人、随同红军一起长征的周素园老先生写信给龙云、孙渡。周老先生以护国义举劝说龙云，希望他和红军合作。在途中，肖克、王震、张子意同志，又联名写信给龙云和孙渡，以“假道灭虢，史有明鉴”的历史故事，劝龙云不要上蒋介石的当，希望他和红军订立抗日停战协定。此举当时未能获得成功，因为蒋介石以拉拢手段，命令龙云为“追剿”军总司令，湖南军阀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这样，中央军樊嵩甫纵队，湘军李觉纵队，川军郭汝栋纵队，加上滇军的孙渡纵队都齐向滇中奔集。同时出动飞机连日侦察轰炸，以迟滞我们渡江行动，并企图在追和堵的阵势中消灭红军。
　　4月6日，红6军团经马龙、可郎向普渡河疾进，因遭到敌军的阻击和轰炸，未能渡河。但已经听说，红2军团.4师的部队抢占了普渡河渡口；6师折转到六甲，打了一个漂亮的阻击战。我军随即改变计划，红6师的锋芒直指距昆明市仅40公里的富民县城，并全歼防守之敌。此时龙云心惊胆寒，坐卧不安。据说在最紧张的时候，龙云不得不把已经被我红4师击溃的工兵营等直属部队，急调昆明作为城防部队使用。这是因为滇军主力孙渡纵队龚顺璧旅，在六甲被我打得七零八落，不成建制，进退两难，来不及返回昆明。其实我们并不恋战，更不是为了占地盘，逼近昆明，只是虚幌徉动，趁龙云调兵折回昆明之机，我军从普渡河上游过河，突然向滇西大踏步挺进。至此，尾随我们的樊、郭、李部被甩得更远了。堵截我们的滇军迎头挨了几棒，对我们的侧击和堵击也几乎失去抵抗的力量。

二

　　向滇西挺进时，红2军团为左路纵队，红6军团为右路纵队。我们16师47团担负殿后任务，并由当时的师政治部主任李铨同志任收容队的负责人，我营为团后卫，负责掩护。大部队经牟定、盐兴、盐丰、姚安、大姚等县，尔后在宾川同红2军团会合。接着，我们继续向滇西北挺进。4月23日到达鹤庆县城。
　　从宣威到鹤庆县经过整整1个月的行军，更多的是急行军。特别在进入楚雄地区以后，处处是莽莽森林，山间小路千回百转，部队多是夜行晓宿，隐蔽开进，越走山越大，从丘陵起伏的山林地，走向横断山系的丛林地，山峰、隘口、驿道、密林，成为掩护部队前进的有力遮蔽物和自然障碍。红军发扬勇往直前，不畏千难万险的革命精神和战斗意志，远远地把追击的敌人甩到后面。后来我在大理地区，曾经询问过一个情况，就是打听红军后卫部队离开祥云、宾川以后，孙渡、李觉和郭汝栋纵队何时赶到，当地年长的几位老人谈起来说法不尽一致，但他们都说：孙渡纵队虽然跟上来了，只是红军走，他们走，红军停，他们也停，很害怕红军的“回马枪”。
　　在鹤庆，红16师47团驻在城边的一个村庄。当地的白族人民对红军十分友好，群众听说我们要过江，当即就有猎人、木匠奋勇报名，愿为红军当向导，造木筏。这些情况我都及时地向师、团首长作了报告。在鹤庆时，红6军团张子意主任还向营以上干部作过一次紧急动员，中心思想是北渡金沙江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意义：开展行军不掉队、不落伍比赛；按秩序渡江，严守渡江纪律。同时，充分地估计了渡江的困难，要求每个战士都争取多一分钟准备，多一分胜利的把握。各级指挥员变得更为紧张，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我和几位连长商讨的问题是，为了适应强行军的速度，战士们的草鞋准备得是否充分了？为了抢渡金沙江，互助小组是否编制得恰当？为了完成军团交给的保障大部队渡江的任务，我们殿后的对空射击组织是否可行？还有后卫任务中应做必要的群众工作，特别是不能将掉队的伤病员落入敌手等等。
　　4月26日，红6军团从鹤庆出发。我们红16师47团从左路行动，翻过鹤庆西山，经过打鹰坡、石灰窑，进到丽江县境的螳螂坝、九河、白汉场，一路上不停地翻山越岭，于当天到达石鼓。石鼓是人们称之为长江第一湾的著名渡口，大部队都在山前山后的渡口两侧隐蔽待渡。我们师还来不及休息，师长周仁杰、政委晏福生就已从军团领受任务回来，并立即布置全师担任军团前卫和左翼警戒的任务。我们47团的任务是迅速占领石鼓上游125里（水路里程）的巨甸渡口。这时我们团成为师的前卫团，我们营是占领巨甸的前卫营。在周师长、覃团长、刘政委的带领下，我们几乎用跑步和快速行军的方式，沿江而上，向西疾进。从石鼓到巨甸的陆路里程是145里，中途边走边吃，口渴了，就在路边用手捧起河沟水润润喉咙，急走快赶10多个小时，下半夜时分，终于赶到了巨甸。我们进入巨甸一片比较平坦的小坝子后，虽然没有宣布休息，然而战士们已经极度疲困了，有的战士靠着大树枝干就睡着了；有的战士双手还抱着枪就发出了轻轻的鼾声……这时候，我也多么希望能有片刻时间打个盹，哪怕闭一闭眼睛，然后再发起冲锋，想睡觉的念头还未转过来，覃团长就已发出了命令：“张营长，你立刻带3个连队，继续向西搜索前进，在维西县方向派出警戒部队，准备歼灭从西面来的敌人。”我领受覃团长的命令后，即向各连发出命令。红军战士的战斗自觉性是惊人的，连长们纷纷要求担负最前沿、最艰苦的任务，这倒使我感到有些为难了。后来，我只得在缴获敌人的一张略图上说明，各个连的任务都是重要的。事后，当3个连队天亮后前进时，都不同程度地同当地民团和土司武装有过交锋，但部队没有伤亡，并占领了新营、白塔、阿因村等寨子，保障了师的左翼安全，为大部队渡江作了掩护。考虑到敌情不至于出现重大变化，我命令各连连长派出警戒，让所有战士能够有个睡觉的机会，因为，后面的任务就是渡江，还要迎接更艰苦的斗争。
　　我所在的红47团1营，是从后卫换成前卫警戒任务的，此时又担负全军团渡江的后卫。我营在此地只待了两天多，但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筹集了往后翻越雪山时所需的御寒的衣物。当地各族人民还为我们提供了羊皮和红糖、辣椒……这时，江边渡口不断传来红16师46团、47团2营、3营先头渡江的消息，大家都为之欢欣。
　　4月28日晨，我营接到命令，迅速撤回巨甸，按师、团首长指示，继续担负渡口警戒和防空任务，同时进行补给，完成渡江准备工作。当我站在渡口，看到一队队兄弟部队战友们顺利渡过激湍的金沙江时，内心抑制不住地出现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我们终于实现了“过江则存，过江则胜”的初步目的。在巨甸狭小的镇子上，红军写下了许多醒目的标语，有二条我印象很深，是写在一片石壁上的：“吓死滇军、拖死湘军、脚踏川军、打倒中央军，英雄是红军”。更令人难忘的是当地的各族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他们身背肩扛物品从远处赶来，执意要把最好的糯米粑粑和最新榨出的红糖一筐筐、一箩箩地送给红军。我们营是最后一批渡江的，人民欢送得最热烈、最真诚。我登上最后一只木船，面向南岸，给人民道别的时刻，清楚地看到了许多年长的老大妈，有的还用手指扳动念佛的数珠，虔诚地为红军远征而祈祷！许多年轻的汉子合起双手，握紧拳头，呼唤着向红军祝福。当我们登上北岸，再向群众招手致意时，师政委晏福生同志和我站在岸堤上，我问晏政委，这里的人民太重情义，太令人尊敬了，我们何时再到金沙江畔来？晏政委回答说：我相信一定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