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德、周苏菲和他们两岁的儿子（1945年）。

                           陈志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日自保安发）

    原《救国时报》编者按：这个随军日记是本报接到国内陕西保安陈志华先生来稿。据作者说，因避免检查，此次译成英文寄出。文中关于红军的主张与行动，红军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关于红军领袖的记载等等，虽然在时间上稍为陈旧，但在内容上都是非常珍贵的材料，特即译载以飨读者。其中地名有不详者则注明译音。     

    我是陕西甘泉人，在天津求学有多年了。常想回故乡去。又恰巧故乡成了共党的根据地。共党年来提倡新政策，主张国内和平，对日抗战，中外报纸早有记载。因于去夏回乡，意欲观察其究竟。适遇现在红军任职的一位小学时代的同学，蒙他介绍，到红军前线随军，且蒙共党首领优待。藉悉红军各种情况。愿将见闻所及，告诸海内外同胞，以供留心时局的人们参考。但恐邮寄稿件被检查扣留，不得不抽暇将日记之一部分译成英文，寄给贵报，想贵报当能予以译载。

    我想先说一说，三个方面军的红军在西北汇合的盛举。

    第一、二、四的三个方面军的红军已在西北汇合集中。第一方面军曾给第四方面军一封有历史意义的信，由一个农民传递，他一共走了4日4夜，才达抵第四方面军。结果就是第一、四方面军的汇合。

    第一、四方面军是在甘肃西兰路线附近的会宁汇合的。首先是第一方面军在那里，占有这一带险要村庄和城镇，阻止白军前进，等候第四方面军到来。这里最险要的地方就是七世堡（译音），这地已经占领后，就使一、四方面军的汇合毫无阻碍。蒋介石曾派胡宗南即第六师和王均的第二师到平凉一带，但赶不及来阻止红军的汇合。第一方面军又新近占领了原堡（译音）西南的六县地带，粮秣装都已准备妥当，所以没有什么问题。第四方面军的先锋队开始于1936年10月8日达抵会宁，朱德、张国涛[焘]、徐向前等于9日亦到。因为地小人众，第一方面军就将会宁让给第四方面军，利用原有各地电线网来建立两军的电话交换。当着朱德和第一方面[军]在电话里谈话时，他知道陈光[赓]（第一师师长）也在第一方面军附近，朱德很愿看见这第一师，因为这是他最初亲自组织的一师，也是他最精锐的一师。因此在会宁就开一个联欢大会，互相庆祝。标语呵！旗帜呵！口号呵！真是闹闹热热的一天。因为防避飞机轰炸（这是常有的，有两架飞机全日换班轰炸）起见，联欢会是在黄昏时举行。这次联欢会还算是小的，因为西兰路以北的第一方面军未来参加，而且那时第二方面军尚未抵临（它是第四方面军的后卫，于10月19、20日方到）。

    红军在西兰路上夺得对方的几辆大汽车，就用这些汽车去载运第四方面军战士来和第一军晤会，来联欢和交换经验，许多第四方面军战士是农民出身，他们首次看见汽车，觉得很害怕，宁愿带着病走路，不愿坐汽车。第四方面军精神与士气甚为旺壮。从军事观点看来，第二、四方面军的设备都是非常的好。他们有许多机关枪，来福枪则简直是太多了，不得不用着驴来担背。但是他们缺乏冬衣，因此第一军已由夭赤圩町军衣厂运到冬衣四万套，但是这个数目，即单就第四方面军而言，也还不够，所以还在赶做赶运。

    第二方面军到太平天（音译）后，转到平芳镇（译音）[应为今宁夏西吉县平峰镇]，贺龙的总司令部及参谋部都设在这里。他们到达时，骑在马上，靠着山边驰骋，真是威风凛凛。贺龙骑的马是一匹“红湖”千里驹，极其伟丽。贺龙是现代的伯乐，自己还是个善骑能手。他自己带有骏马数匹，驶走如飞。那些马很像亚刺伯种，却是稍为小些。他们一眼看见我们一群人等候着，他们立即跳下马，飞奔的向我们跑来。他们简直是欢喜得要掉下泪来，因为他们都是自南昌起义的手足同胞，互相睽违已将要十年了。他们互相拥抱，互相搀握，大家手挽着手，肩靠着肩的踱走，互相慰问，互诉离情，欢呼嘈杂，此情此景，真非言语所能形容。贺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比常人高大得多而且很是丰满。他那双慈善的眼睛，他那副和蔼的面孔，可说是你从来第一遭看见的。而且，他还是一个议论风生的健谈家，和一个使[诲]人不倦的说书家。这并不是凭空吹嘘，他真是最有趣味的一个人，他确是有一种极特别的风格，与凡人回[迥]然不同，他确是一个特别的人物。我们是在一个小巷内会面，约摸有15个红军指挥官在一起，大家谈笑、唱歌、叙旧，大家互相交换经验，同时大家互相慰问庆祝，终日无倦容。

    此后我就随着第二方面军，并按日做日记，现只择其比较可记的附上。

    10月20日由平芳镇开赴消河[应为今宁夏西吉县硝河乡]。多是晚上行军以免飞机轰炸。开拔时还开了一个将士联欢大会，由第一方面军参谋部的演讲，叙述第一军在西北的战争，胜利以及新的任务。第二方面军全体都极为奋兴。

    10月21日第二、四方面军全军开拔到原堡及河梁湾（译音），目的在养兵休卒，避免和胡宗南作战。会宁及其它县城也放弃了，因为红军现在的政策是不和蒋介石军队作战，这样来保全国家抗日力量。次日说蒋介石抵西安。

    10月26日第四方面军徐向前部队渡河至宁夏、甘肃边界，渡河时正是上午7时，那时只有两个小船往来运渡，整整一日一夜，才算全军渡河。那地是清山（译音）南十里。他们现在陇北一带。

    10月27日在二府营的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内的墙壁上满贴着地图，这是苏区最近出版的地图，红军的和白军的都有。看见贺龙高兴采烈[兴高采烈]按图口说手指的规划红军次日的行程。随后参谋长就写军令、用电话、无线电及差使分别发令。本日接得消息说，第二方面军第32军的军医队及工程队受胡宗南一旅攻击。第32军刚开到云家河（译音）就发现了飞机，乃从事防避，并准备粮食，一夜走了80里。山左忽有敌人出现，第32军司令部以为他们是后卫的红军第96师的人，正把望远镜瞄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排枪，继以机关枪，全旅出动，我方为自卫而还击。这次交锋，不很厉害，只死伤数人后便把敌人打退，敌人受到重大损失，败退时遗上锱重军械甚夥。第二方面军的第六军在两翼掩护，红军也发出了无线电。这仗是在军医队和工程队驻地附近的山边打的。这两队受攻击时从容退出，只失去骡18匹，他们退出后，红军战士就不客气的把敌人于短时间内打得个落花流水。敌人却退20里之遥，有如惊弓之鸟，以后就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红军行军通[常]在夜间12时至3时或至早晨八九点钟，那时就有飞机出现。每晚行程60里到一百里不等。虽是天气非常寒冷，许多没有丰足衣服（衣服现仍由后方运来接济）；但红军战士们轻步如飞，毫无怨言，大家表示出极高度的、坚忍的精神和雄壮的意志。大家也没有特别互相夸奖，因为他们是一支革命的军队，大家是彼此一体的。红军带有许多牲畜如骡马之类，它们是用来背重物和有病的。

    10月28日在杨明堡（译音）[今宁夏海原县杨明乡]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昨夜行了65里。日间贺龙到各营去慰问战士并鼓励他们。贺龙在夜间行军的时候，他大半是步行着，还替他的部下背机关枪，使他们休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真是一个为人爱戴的群众领袖和一个超群出众的军事人才。在这里，他看见有一个少共团员，走得累了，坐着歇息，倦顿带病，他就把他背起，送他到医院去。这时有80个行商路过，检查后就释放他们。他们并不害怕红军，还说，他们早就知道红军的态度，他们对红军是表示同情的。他们把所有的10匹骡所运载的货物，都卖给红军，他们为优待红军起见，情愿特别廉价，可说是照本出售，他们还要赶货来卖给红军。还有协助红军的许多各种社会的人们，也来探望贺龙和他的机关枪连。

    10月29日晚间接到消息说，胡宗南四师人要来包围我们，并劝我们赶快行动，并给我们以该军的确实地点和他们的计划，还说有一骑兵旅是对红军表示良好的和同情的态度，那骑兵旅将在我们路上的某山驻扎，但他们将不攻击我们，而且掩护我们。他们将于上午11时做出向我们攻击的样子，但我们应于清早6时就要渡过那地，他们未实行攻击，但故意做出攻击模样，因为他们的行动受着指挥官同飞机来监视。这种消息的传来，证明统一战线工作有了进展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同时证明南京军队方面已有许多部队有了爱国的觉悟，除掉打日本强盗以外，并不想打自己的同胞———红军。

    这个消息和南京军已经很接近我们这件事实，就使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原走的行程，而且要得在日里行军。南京军的飞机不久便发觉我们，就终日向我们大施轰炸。那时我们正在一条干涸的江身里，无地躲避。飞机3架，轮流来炸，全日不息，而且还袭击我们的后方，还有附近的小伙匪徒（只有几个人）也蚂蚁咬象似的来从旁向我们开枪，这次真是上下两旁受敌，真是“屋漏又大雨”的一天！结果还是把南京军打退了，但是我们还需全日在空旷地带上行动。飞机掷下许多炸弹，落在路旁农民小茅屋上，把许多房屋都炸毁了。我就亲眼看见两间这样的农民小屋被炸毁。这次轰炸，我方死两人，伤十八人。有一炸弹落下地点和我们距离不过五十米突[米突为米的旧称]。在我们后面几米突的地方，也有数人被炸伤。这次可算是最凶的一次轰炸。我们休息3点钟后于晚上10时继续前进。

    10月30日足足走了一晚，抵达一个山谷平地，我们停留在山上。当时发现山谷平地上有两旅人经过，那时距离很远，一时未辨他们是谁。是红军呢，还是南京军呢？调查结果，知道他们是沿打拉池，海原公路前进的，由打拉池开到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后面的朱德、张国涛[焘]及第四方面总司令部也不久开到。我和朱德会面，最使人惊异的是，他简直不像一个普通想像的所谓军官。他好像是一个红军的一位父亲———实在他真是红军的父亲———他的眼睛是非常锐利的，却是也非常和蔼可亲的。他说话很从容迟慢，常带着沉静自得的非常动人的微笑。他背着自动手枪及子弹匣，他是有名的射手和抽香烟的人。他现在50多岁了，却是甚强健而且面貌仍如壮年。他的面孔有绉[皱]纹了，却是极其活泼。那日我到了司令部，因为是战争，司令部忙得不[可]开交，工作人员们都出出入入，有如蜂窝。发命令啊，打电话啊，发无线电啊……真是忙得不亦乐乎。政治委员张国涛[焘]是一个身高体健，皮肤滑净的人。

    此后我离开第二方面军，而随着第四方面军，在36小时内走了240里。走得真快。和朱德、贺龙及总司令部安抵桥堡[今宁夏海原县关桥乡]。这日司令部又是很忙的一天。彭德怀和我们相距只20里，他就到来参加军事会议。朱德对第四方面军校员生演说，这是我听到他演说的第一遭。他的音调虽很平静，却是充满着热情与奋兴信念。贺龙也登坛演说，他真不愧为一个善于口才，娓娓动人的演说家，他那尖高的，洪大的而清爽的声音，表示其有力，而且还有动人的姿势，真不愧为震聋启聩的洪钟巨吕之音。演说的要旨都是着重说明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日战争的任务，说明三方面红军都汇合起来了，而红军学校在这里就要尽着其应有的任务。

    11月1日彭德怀到来参加将领会议。胡宗南派来进攻的两旅人，本日全军被我方俘虏，计共一千余人，马八百余匹。该军没有曾和我们激战即向我们投降，他们对于红军及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极表同情。我们打算将人带马、带枪都通通送回。旅长二人本日已经送回。这些军队是被红军第一方面军俘虏的。本日又[得]到渡河后第四方面军第三旅得到胜利的消息。我到第四方面军党委会去，在那里碰见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由于反对张国焘“左”的路线，他被押解着参加长征，至1936年12月获平反]，他是共产党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他在日本生长，曾在中国、德国、美国等地的海员中做过工作，说的[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中文、俄文。可说是一个奇人。现在说到对方造谣的一个特别有兴趣的例子。10月3日载：关于红军的消息，说毛泽东进攻会宁，并说红军主力打了败仗。但事实却是这样：毛泽东至少在1200里以外，会宁是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三师第十一旅攻下的，红军把开来进攻的南京白军击溃后，就占领该地。至10月18日[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开到后，不久南京军就开到附近，红军因为避免内战，遂自动决定退出会宁，那时曾有小接触，但不过是南京军再三进击红军而引起的结果。

    11月2日彭德怀就三个方面军前敌总指挥之职，听令于总司令朱德与革命军事委员会。

    11月3日在毛屈士井（在宁夏南部）。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南京军马队军官在路上和我攀谈起来。他问我对苏区与红军的印象。我们隐避于一个防空洞中，谈了三个小时。他对于红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极表同情；对于苏维埃政府的种种设施极感趣味。在政治认识上，他并不落后，而且他的思想也很接近红军。他说他的部下的态度，也和他一样。后来我们和他的部下兵士谈话，他们个个表示着愁眉不展。我问他们为何这样，他们就说，他们想加入红军，和红军一齐抗日；但是恐怕红军不会轻易收容他们。一般说来，他们的政治思想是很好，他们赞助[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学生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不久前，苏维埃政府发表命令：红军不得进攻国民党军队，只于被攻击时始可作自卫行动。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氏因此并特别发表谈话。我记得这个宣言是10月20日发出的。

    与我们谈话的南京军官和我们同到防空洞内。他告诉我们说，他部下一般人，对红军非常同情，曾极力设法帮助红军。然而不能每次都躲开红军所经过的道路，因为他们的高级长官在空中监视他们的行动。

    今夜由无线电听南京无线电台传播的英文消息。我们的无线电收电机收到罗马、柏林、西贡、东京、莫斯科之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日本文和中文的消息。

    11月4日在同心城遇到萧克。他小而瘦，还很年轻，他操作甚勤，好象勤苦好学的学生一样；但他是一个英明的指挥者。他常带笑容，他随时随地都发现着高度的热情和力量。他是31军的军长。罗炳辉是32军的军长。萧克有一3个月的小孩，面貌与他完全相似。我和他谈了一小时话后，他就到前线上去指挥31军抵御胡宗南向苏区的进攻。在大拉碑之战，南京军失了数百支枪和其它的军用品。

    11月5、6日、7日[原文如此]与红军第四军移防到硝石城。南方之各地点均已放弃，我们还想放弃这个地方和环境。环堡各地，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停战而成立反日民族战线的诚意。这对于红军是极大的让步，然而为表示他们的诚意，他们愿意让步到这种程度。我想越过这个限度，他们实在再难让步了。

    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和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纪念日。今天特别为战士多加点心和其它食品，到处是宴席，唱歌，戏剧，居民和军队的联欢大会等等。那日虽然有南京飞机来轰炸，然而当天是快乐的。那天只有一匹驴被炸死。（他们在环堡一共掷下72个炸弹，却只炸死一匹驴。这件事情，传闻遐尔[迩]，在百里内的农民都拿来当作一种茶余酒后的笑柄）。

    11月8日和一个阿洪[訇]（回教领袖的称呼）谈话，他是本城社会和宗教的领袖，对红军极表同情。他于两天前刚由宁夏[今银川时称宁夏省城]回来，他说他本人曾与马鸿逵在宁夏讨论时局，他告诉马说：红军之多，“如恒河沙数”，并说红军对回民非常的好。阿洪[訇]又说，马颇惧怕红军，但因受日本方面的唆嗾，要和红军作对。阿洪[訇]在回教农民大会上演讲，他演讲的真好，不愧为一个特殊的演说家。他在演讲中十分赞成红军和反日自卫战争。并反对马鸿逵的压迫，激昂慷慨，听者动容。

    11月9、10、11日在本地之红军第一、二、四等方面军全体调到环县，环堡和河莲湾。红军积极准备防御节节进逼的南京军队。因为此后红军决不能再多放弃地域了。朱德、彭德怀、林彪、徐向前、贺龙、萧克等每天召集会议。这是战事前很重要的日子。在一个大会上，朱德等着重指出，红军志在抗日，因而曾屡次对国民党军队让步，但国民党军队未接纳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要求，反而节节进逼；红军作战，系不得已之自卫行动，红军最重要的任务，仍系用尽一切力量来与国民党及一切中国军队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

    今日接到南京军王均将军的死耗。他曾是蒋介石部下反对红军最坚决的、最反动的一人。本晨我们由无线电听到这位将军乘飞机去参加“剿共”的会议，但没有到，蒋介石怕他已经投到红军方面去了，所以通电各方缉捕。朱德听后说：“王均既没有到我们这里来，也没有参加‘剿共’会议，想一定是坠机身死了。”当日下午果然证明了他因撞机身死。朱德从前在四川时即认识这位将军。

    11月17日到了河莲湾。红军为得要表示主张与南京军队联合抗日的诚意，所以曾极力避免与南京军作战，并且故意放弃了许多地方。但现在如果南京军队仍再进逼，则红军只有出于自卫之一途了。本日我与第四军总司令部同行。南京军在胡宗南将军指挥下，集中胡军六师，王均（现已死）四师，来进攻苏区，战事将开始。

    11月21日直到现在，南京军行军非常谨慎。18日在离河莲湾百里之遥的钳水[应为甜水堡，位于宁夏盐池与甘肃环县交界处]地方有了小小的接触。南京军失掉600件大衣，很多的火药，数百支来福枪，几架机关枪和一尊山炮。红军放弃了钳水堡后，南京军即向前进。胡宗南的两师进到一个山多路狭的地方，这地距山城堡不远，离河莲湾与钳水堡均60里。此地有一个苏区，农民因惧怕南京军，均逃避一空，所以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向导人，更没有可饮的水，只有一条小河，水带有金鸡纳霜似的矿质。南京军像瞎子样就到了这个地方。南京军的食物和水的供给均被截断，并且他们人地生疏，所以不得不露营。在21日晚上，红军已将山上各要隘占据了。南京军一师，在丁某指挥之下，偕同邵某一旅人，出发向苏区进攻。这就造成他们的劫运。在天暗飞机不能再飞时，红军即开始动作。在山上的红色战士感受严寒，他们的手指为宁夏吹来的北方寒风冻僵了。红军第一师攻击南京军仓促用泥土建筑起来的7个碉堡，毫不费力的便把它们占领了。主力战事于天暗后继续下去。红军战士手均冻僵，不能向敌人开火，亦不能去掉手榴弹的盖子。他们即开始冲锋。他们高喊：“弟兄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大家联合起来打日本鬼子去！”南京军队方面的炮火渐渐稀弱了，红军逼入南京方面的阵地，生擒八百人，获一千多支来福枪，多量的子弹，每一个红色战士可以得到一百发而有余，和几十担别的军用品。翌日晨，又发现了150多个南京军兵士于夜间坠入山谷，空井，山洞……中。直到第二天，我们尚用绳把他们曳[拽]出，和投下食物给他们吃。我个人曾与数百被俘的兵士谈话。他们是由湖南用火车运至北方的。开拔时，他们的长官骗他们说是开到北方去打日寇，他们都极高兴，后来他们知道不是去打日本，而是去打红军，他们就表示反对；却是他们的高级长官用各种威胁的手段，逼迫他们进攻红军。现在他们被红军俘虏以后，得着红军的优待，并且受着教育，每天有演讲，戏剧，每天和红军战士杂在一起。

    这样就结束了胡宗南将军由南方的进攻。

    12月3日与朱德的总司令部同返保安。

    ([]为本报编辑所加，（）为原《救国时报》所加。)    

                    《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     

             一篇写于1936年关于红军三军主力大会师的珍贵文献

                        张久卿

    一篇湮没了七十年的珍贵文献，一段让世人难以忘怀的激情岁月，这是红军在甘、宁胜利会师的真实记录。是谁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场景？又是谁最早报道了红军在西北的大汇合？《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将破解这些谜团…… 

    70年前的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分别与红军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宁夏的将台堡会合，胜利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结束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发现《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的现实意义

    关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问题，党史、军史正本早有完整、准确的记述，即：1936年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今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全部胜利会师，结束了伟大的长征。另一观点，“三军会师同心城”在宁夏史学界引起了争论。当这些新的研究文章见诸报刊后，自然引起了不同意见和争鸣。作为一名档案工作者，从档案的角度看，症结似乎主要是原始文献的问题：

    一、红军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名发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即会师通电；而三军会师同心城，从档案文献看，还没有发现将同心三军会聚。

    二、从所见有关“同心会师”的文章看，有关学者通过对一些历史资料和采访记录，对红军三军会师进行了新的探讨和研究。由于缺少原始的档案文献资料，因而使得他们的“同心城会师才是真正的三军会师”的定论受到党史界部分同志的质疑和反对。

    此外，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认为，当会宁会师和将台堡会师后，党中央认为三个方面军会师问题已经解决了，“可能也就没有必要将这近20天后的会聚作为会师看待了。而且，此时党中央最主要的任务是要粉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对红军的‘进剿’。准备进行山城堡战役，‘会师’已经不再处于‘兴奋点’位置。所以，三个方面军在同心的会聚在文献中没有从‘会师’的角度去讲它。”对三军会师问题引发的争论，他指出：应当持“和而不同”的方针。“同心会师”说作为学术问题可以研究和讨论，但不要去否认会宁会师和将台堡会师的历史地位。

    本文对“同心会师”问题，无意妄评谁是谁非。但以上所述，则是笔者一直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于是便有了《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这一珍贵历史文献的“发现”。之所以说是“发现”，是因为在国内外众多研究红军长征的文献中，《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还从没有被人提及。虽然《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的发现，对于红军三军会师的争论尚不能起到非此即彼的目的，但它终是一篇写于近70年前的原始文献（当然也不排除它有误错之处）。这篇文献所记述的内容如能对三军会师的深入研究有所帮助，也就达到了笔者“发现”的目的。

                       《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的由来

    《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一文载于1937年3月巴黎《救国时报》，作者为陈志华。《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巴黎反帝大同盟机关报的名义，在苏联莫斯科进行编辑并在法国巴黎注册，公开印刷发行的一份宣传抗日救国的华文报纸。该报的前身是《救国报》，因《救国报》登载蒋经国要与蒋介石公开决裂的一封信后，在蒋介石干涉下而被法国政府禁止发行，于1935年12月9日更名为《救国时报》，继续发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廖焕星、李立三、陈潭秋等先后担任《救国时报》的主编。设在巴黎的印刷所则由吴玉章、吴克坚等先后负责。

    陈志华的《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一文，写于1936年12月3日，于1937年3月10日至25日在《救国时报》上分4期连载，全文7400余字。至于这件文献的史料价值和作者的写作风格，因文后附有《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全文，价值珍贵与否、所述精彩与否，相信读者看后自明。

                          “陈志华”是美国医生马海德

    《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的作者陈志华是谁？这是一个需要搞明白的问题。由于在所能见到的诸多文献里没有查到有关《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的记载，笔者只得按照作者自称是陕西甘泉人的线索查找，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依过去中共领导人时有用笔名、化名发表文章来推断，陈志华是化名似乎无疑。那么陈志华到底是谁，究竟能否得到答案呢？现在可以欣慰地说：答案找到了！《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的作者不是别人，他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马海德先生。在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中，笔者庆幸地找到了一段与《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相似的文字。以史沫特莱书中长征一节所引用美国医生马海德的信件和日记内容，与《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基本一致（有相同处亦有不同地方，应是两文的翻译不同使然），加上马海德同志在中国早期的经历，可以确定地说：马海德就是《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的作者陈志华。同时我们也好像明白了陈志华说他的这篇文章是用英文所写的道理了。为什么马海德的信件和日记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呢？这是因为史沫特莱引用马海德信件与日记同《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相比，一是只摘录了少量的文字，而且多与朱德有关；二是在引用时基本没有红军活动的地点。在史沫特莱去世35年后的1985年，又有一个美国人来到中国，他就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他又从史沫特莱所引的马海德记述中摘录了几十字用于他的著述。

    最后还有几点需要说明的问题：一是《救国时报》所载陈志华文，是马海德还是其他人寄给了《救国时报》？是马海德自己以《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为题并化名叫陈志华，还是《救国时报》编辑所为？马海德知道他的信件和日记在当年曾被《救国时报》发表过吗？这些还需要党史专家和史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