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凯丰同志诞生100周年。凯丰同志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一生先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是我们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逝世已经50多年，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

　　一

　　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省萍乡人，1906年2月2日出生。早年在萍乡中学读书，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夏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武昌中山大学）。受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他经常阅读革命报刊，开始撰写政论文章，曾担任校刊主编。1926年暑期，北伐军到达萍乡，凯丰同志在家乡帮助组织农会，担任农会的宣传干事。1927年3月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武昌中山大学团支部书记等职务。

　　大革命失败后，凯丰同志根据组织上的安排转移到上海，于1927年底赴莫斯科，到中山大学和少共国际团校学习。1930年秋奉派回国，同年12月由秦邦宪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初，他作为团中央巡视员，往香港巡视两广团的工作。3月，回上海参加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被增补为团中央委员。会后又赴香港任两广团省委书记，化名“开封”，后取谐音“凯丰”。同年5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出狱后离开香港，于同年8月底抵达上海，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1933年春，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凯丰同志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团中央书记。1934年1月，凯丰同志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仍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凯丰同志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委、并作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随军行动。1935年1月，凯丰同志出席著名的遵义会议。此后至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夕，曾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少数民族委员会主任、地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军委政治部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成员。1935年还当选为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他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出席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受命筹组共青团中央局，任团中央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1937年2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并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凯丰同志出席洛川会议，参与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七大”准备委员会，凯丰同志为成员之一。1938年2月，党中央派凯丰同志到武汉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党报委员会委员、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同年9月，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翌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任南方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0年11月，凯丰同志被党中央调回延安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此外，1941年2月至1943年3月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1941年7月至1943年3月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41年7月至12月任中央学校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年12月凯丰同志任中央出版委员会成员。翌年1月，被推选为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临时委员会委员。1943年3月，中央机构精简，凯丰同志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1945年4至6月，凯丰同志出席党的七大。会后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挺进东北，并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凯丰同志被调任东北局委员兼宣传部长。10月赴东北，参加了领导建立和巩固东北解放区的工作。亲自创办《东北日报》，先后兼任《群众》编委会副主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党的工作》编委会副主编。1948年8月，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东北分院副院长。

　　新中国成立前后，凯丰同志于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50年9月至1953年1月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51年2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9月，凯丰同志调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3月至1954年11月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23日，凯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49岁。

　　二

　　凯丰同志在30年革命生涯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对党的青年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凯丰同志参加革命早期，主要是从事团的工作。大革命时期，他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凯丰同志对共青团的建设和党的青年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九一八”事变后，他在《红旗周报》、《东方青年》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对日本的武装侵略，肯定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并指出学生的抗日爱国斗争应与工农的斗争密切结合。在中央苏区，凯丰同志作为团中央的负责人，努力推动苏区团的建设，积极扩大团的组织，参与组建少共国际师，动员广大团员、青年参军参战，投身于苏区反“围剿”斗争。他撰写了不少关于青年团工作的文章、通讯等，对团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在延安时期，他仍继续致力于党的青年工作，动员和组织广大爱国青年投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去。

　　凯丰同志为党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长征途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1937年2月起草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材料，随后在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揭露和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还参与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之决定》等文件，后来又参与对张国焘的帮助和挽救工作。在长江局和南方局工作期间，他配合周恩来等同志，领导南方地区党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培训党的骨干，广泛团结爱国民主党派和人士，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在延安整风中，凯丰同志积极参与对整风运动的领导。1942年2月8日，中央宣传部召集延安干部会议，凯丰同志主持，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报告。随后，凯丰同志提出中央宣传部目前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中心，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批准。此后，中央宣传部相继颁发一系列关于整风学习的文件。同年6月，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为主任，凯丰同志是委员之一，并担任宣传系统和延安各学校整风学习委员会的负责人。还被指定负总责组织陆定一、胡乔木等人解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

　　凯丰同志长期战斗在党的宣传理论战线上，曾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革命，阐述党的主张。长征途中，他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审查有关民族问题的宣传材料。抗战时期，他编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著作，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系统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分析国内外形势，增强人们对于抗战的信心。他直接负责的《新华日报》和《群众》等报刊，起到了抗战号角和人民喉舌的作用，推动了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他还协助周恩来等同志，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业绩和主张。他撰写过《什么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与中国》等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42年9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凯丰同志负责筹组中央编译局，翻译了一批马列著作，适应了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在解放战争时期，他领导创办的《东北日报》，有效地沟通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鼓舞了解放区人民的斗志，配合和指导了军事、政治等各条战线的斗争。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参与组织《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一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为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兼任马列学院院长期间，为党的干部教育做了不少工作。

　　凯丰同志还为党的文化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凯丰同志发动团的干部协助教育部门开展扫盲工作。1933年10月，在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大会上作报告，提出要吸收文化教育专家参与根据地文化教育建设。在延安，凯丰同志常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课、作报告，受到学员欢迎。1937年初，他为抗大写下了深沉、激越、催人奋进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在南方局工作期间，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发展国统区的抗日进步文化、团结文化界人士等做了大量工作。在延安整风过程中，凯丰等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与文艺工作者谈话，并邀请一百多位作家、艺术家及思想文化战线的负责人，举行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凯丰同志主持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对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倾向性问题、促进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大众的结合起到了重要作用，并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凯丰同志十分关心东北解放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东北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与其他建设事业一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三

　　凯丰同志一生对理想坚定不移，对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始终充满着旺盛的朝气，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在他的身上，体现出共产党人所特有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风貌。

　　凯丰同志对党的事业和理想信念非常坚定，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和复杂，都能经受住考验。1931年5月，因叛徒出卖，凯丰同志在香港被捕。敌人几次对他审问并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毫不动摇，并机智应敌，保守了党的机密。出狱后，他又很快投入了新的战斗。他早在中学时就得了肺病。参加革命后，工作紧张，环境险恶，生活艰苦，又得了肠胃病。1948年，肺病复发，大口吐血。党中央安排他去苏联治病，未及痊愈，又急切地向中央要求返回国内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最终不幸英年早逝。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凯丰同志能够正确对待和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期间，他曾经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积极支持者。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当与会大多数同志明确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反对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决定撤销他们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时，凯丰同志却仍旧站在支持博古的立场上。他的做法应该说并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但在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的这样一种政治抉择，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会后，在党中央的批评帮助下，面对着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指挥下扭转战局的事实，他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转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于这一段历史，凯丰同志在6年后回忆说：“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上坚持了错误的方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凯丰同志又联系实际，解剖自己，对以前的教条主义错误和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得到党中央的谅解。在延安时期，凯丰同志与毛泽东同志友情逐步加深。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给他的信中安慰说：“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后来，凯丰同志在东北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汇报《东北日报》工作情况，并请题写报头。毛泽东同志欣然为《东北日报》题写了报头，并对凯丰同志表示亲切问候。

　　凯丰同志对党的工作勤勤恳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直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的进退得失和职务高低。在党的七大中央委员选举落选后，他没有怨言，而是正确对待自己过去的错误，愉快服从组织安排，积极完成所肩负的工作。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在东北任沈阳市委书记期间，任劳任怨，为抓好这座大城市的生产、市政、社会秩序和战争后勤工作竭尽全力。他坚定沉着，有条不紊地领导开展各项运动和民主改革，为沈阳的经济建设和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做出了贡献。

　　凯丰同志始终清正廉洁，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1951年3月，凯丰同志得知二女儿成家并参加了工作，就写信勉励女儿、女婿：“在工作中仍应继续学习，提高政治文化。”告诫他们“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并在“廉洁奉公守法”几个字下加了着重号。后来，二女儿生了孩子，负担加重，给父亲写信，想调到父亲身边工作，以求得到照顾。凯丰同志虽然很关心和疼爱自己的女儿，但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回信说：“还是靠你们自己去养活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小孩。”凯丰同志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子女，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和党的高级干部模范执行党的政策、不谋私利、廉洁奉公的高度自觉性。

　　今天我们纪念凯丰同志，最主要的是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我们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凯丰与毛泽东：以挖苦始以钦佩终(图)

出席1937年政治局会议的部分人员合影。左起：张闻天、康生、周 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凯丰，本名何克全，1906年2月生于江西萍乡市老关乡。从苏联回国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选举凯丰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遵义会议上，他错误地与博古等人一道攻击毛泽东；但在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性之后，他一直坚定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与此同时，他的作为也赢得了毛泽东的对他尊敬和器重。

知错改错，不搞阴谋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了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在会上，凯丰却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这话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以致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1962年1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凯丰不仅在会上站在博古一边，而且会前受博古指使，三番两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在会议的最后阶段，他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遵义会议后，凯丰还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凯丰的可贵之处在于知错改错，不搞阴谋。

两个月后，他想通了，马上转为拥护毛泽东。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凯丰都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凯丰明确支持北上。他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张国焘看了凯丰的文章极为恼火，并向张闻天等发泄。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

7月18日至22日，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凯丰在发言中当面批评张国焘随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苏区的错误。在8月间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9月间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凯丰都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在沙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分工时，让凯丰负责长征路上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在不久后的班佑会议上，他又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并负责审查关于民族问题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又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干部必读》的编委，日益显示出他的理论和宣传才干。

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领衔发起成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尽管凯丰没有列为发起人，但在拟定学校董事会名单时，毛泽东还是把他列进来。他和毛泽东一起，关心和指导着这所高等艺术学院的成长，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人才。

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37年4月，凯丰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为他在指导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工作中，未能把张国焘与红四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伤害了四方面军许多官兵的感情。

这年的2月27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洋洋三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该文引用了许多内部文件，是最早系统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文章。但是，凯丰在文章中又不恰当地说：“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这就使人觉得他把人数众多、有光辉战斗历史的四方面军贬成“土匪”、“军阀”的队伍，成为后来反张国焘路线扩大化的先声，给四方面军官兵带来很大压力，也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

1937年4月3日，因斗争扩大化造成的悲剧终于发生了：延安红军大学原四方面军的许世友、洪学智等因串联三十多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名而被捕。

毛泽东听说后十分吃惊，他立即召见凯丰责问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四军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么？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一时转不过弯来，委屈地辩解说：“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厉声批评说，“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你还别出心裁，跑到红军大学、四方面军中，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的讨论。张国焘过去在四方面军批我毛泽东，就没有批一个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

说完，毛泽东即去看望被捆绑关押中的许世友等，一句“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使许跪地大哭，这样才化解了这场“危机”。之后，凯丰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后来，在政治局召开的批判张国焘会议上，仍由凯丰作主报告，并到抗大指导这场斗争。

在中共长江局、南方局

1938年3月，凯丰被派往武汉中共长江局工作。当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一些人的支持后，野心更大，幻想有一天成为党的总书记，还企图把武汉搞成第二中央，有时，竟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谈话。他的这些非法活动，遭到了周恩来和凯丰的并肩反对。

1938年4月2日，张国焘背着中央以祭黄陵为名离开延安，经西安，11日逃到武汉。奉党中央指示，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一起，对张国焘做了耐心而紧张的批评和挽救工作。在这一政治事件的关键时刻，凯丰做了许多富有智慧的工作。

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凯丰在《新华日报》发表《中国抗战一周年》的长文。后来，武汉危机，凯丰随长江局迁到重庆。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凯丰是六个常委之一，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一起，领导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经中央批准，凯丰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长，主抓宣传和党报工作，兼任《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在纪念“五·一”和抗战二周年时，他都著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等重要集会，凯丰都出席并讲话。他还主持了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的大后方青年工作会议。此时，尽管凯丰不在延安，没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但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宣传教育部副部长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电示博古、凯丰立即回延安。凯丰回延安仍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主要负责党的宣传文化和干部教育方面的工作。此后，他主持或参与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以中共中央或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全党发出，如：《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等。凯丰还参与了《解放日报》的创刊(1941年5月16日)、延安大学的筹建(1941年9月22日开学)等工作。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讨论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序幕，也为翌年开展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会中包括凯丰在内的28个人发言，或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或谈认识，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又召开工作会议，集中批判王明的路线错误，凯丰出席并发言。会后，张闻天痛感过去所犯“左”倾错误的根源之一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决心补上这一课。经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他率农村调查团从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到陕北的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的几十个农村进行社会调查，长达一年多。这期间，凯丰担任了中 宣部代部长，全面负责党的宣传、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工作。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后，2月8日，延安干部大会召开，由凯丰主持会议。他先讲了开会的宗旨，接着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3月16日，凯丰任代部长的中 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通知》，强调党报要与党的政治生活相连，反映党的工作；4月3日，中 宣部又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又称“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文件和检查工作，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并规定了整风运动中的18个必读文件(后又增加4个文件)。这个决定，指导着全党整风运动顺利进行。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凯丰遇到了麻烦。代表们因为他在江西苏区时，积极参与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在遵义会上又公然反对毛泽东，拒绝投他的票。毛泽东出于对凯丰关心，让他在大会发言时，对过去所犯路线错误作了检查，以争取主动并取得代表们的谅解。毛泽东还做了三次解释工作。在5月24日一次选举前的会上，毛泽东对代表们说：“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人家把账记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引导、解释，结果凯丰还是落选了。对此，毛泽东亦感惋惜和无奈。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出2万名干部和11万大军紧急开赴东北，凯丰与张闻天、彭真、陈云等一起踏上征途。9月14日成立了中共东北局，凯丰任东北局委员和宣传部部长。1945年11月1日，他在山海关领导创办了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该报出刊一周年时，凯丰致信毛泽东，请求题写报名。毛泽东欣然题写并回信：凯丰同志：

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谅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

各同志均此问候。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延安鲁艺于1946年上半年迁到东北后，凯丰一直关心着它的成长。学院的建制、机构的调整，主要干部的任用以及教学方针等，他都给以指导。1947年7月4日，凯丰还专门来校讲话，肯定鲁艺在东北一年来的工作，并根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革命文艺的目的和创作等重要问题。1948年4月，凯丰还仿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式，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继续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推进东北文艺运动。

1952年上半年，凯丰兼任沈阳市委书记。此时他看到中央宣传部2月19日编拟的《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摄制提纲》(草案)，其中有领导人镜头出现。凯丰认为不妥，便将他的意见反映给毛泽东。东北局书记高岗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恼火，认为凯丰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意见是瞧不起他，两人发生了一些磨擦。为此，高岗2月26日给毛泽东打电报表达对凯丰的不满。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第二天(27日)就复电高岗，说：“凯丰电报中主张拍军队一点是正确的，已采纳。”“凯丰有意见(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告凯丰。”

再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由于和高岗之间的磨擦，凯丰在工作中困难重重。1953年，凯丰奉调进京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这年的12月，中 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因编“毛选”暂离北京并暂时离开宣传部工作。毛泽东特批示：“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这样，凯丰的岗位就更加重要。他及时了解中央精神，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工作，切实贯彻党中央的方政策。在批判胡适和《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毛泽东还把许多要件批转给凯丰，例如毛泽东1954年写的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收信人就有凯丰。

后来，凯丰因病逐渐难以正常工作了，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9岁。24日，中央办公厅在《人民日报》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同志因病在1955年3月23日12时55分于北京逝世。何凯丰同志灵柩停在沙滩松公府夹道10号原北京大学旧址孑民堂内，定于24日上午10时至下午6时举行吊唁，27丈衔?0时开追悼会，11时起灵，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追悼大会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主祭，陪祭有陆定一、徐特立、陈伯达、杨尚昆、张际春、李卓然、杨献珍、周扬、张磐石。2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凯丰追悼会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