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侦察

第二次反“围剿”开始。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五日十八时，我和小钟一同随王诤队长值班见习。快下班时，王队长忽然听到敌二十八师公秉藩部电台与该部驻吉安留守处电台，正用明码谈话。他立即紧张起来，边听边记，不一会，就一字不漏地收下一份重要情报。

两个敌台谈话内容是：

师部电台：“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电台：“到哪里去？”

师部电台：“东固。”

东固是红一方面军总部所在地。这一情报告诉我们，明天早上敌人要向我们进攻了。王队长马上向总部首长作了报告。总部首长针对敌情，当即进行战斗部署，下达了如下命令：“夜零时起床，一时吃饭完毕，一时半集合，二时出发，务于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坚决消灭来犯敌人二十八师……。”

部队按时出发，预先进入阵地，待机歼敌。16日晨6时，敌二十八师钻进了我埋伏圈，我军突然发起猛攻，很快就全歼了敌人。

紧接着，红军又连续打了几仗，消灭了一些敌人之后，于五月二十三日围攻广昌，下午二时，总预备队（三军团）投入战斗，近200挺轻重机枪和数十门迫击炮一齐开火，向敌三个师发起猛攻。我们架起电台，随时侦听敌台的通报情况，一会儿，听到敌军第五师电台拼命地呼叫：“SOS”（这是要求救命的信号），随后又拍发了一份明码电报：“公鉴：共匪主力来攻广昌，现在激战中；胡师长身负重伤，生命危殆，SOS……”收到这一情报，知敌恐慌万状，我们便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上级，通过政治工作人员传遍全军，红军战士士气大振，激战至九时，即攻占广昌，敌人狼狈溃逃，我军进驻广昌城。

敌第二次“围剿“被我粉碎后，蒋介石亲自出马，自任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我奉命带一部电台随红三军军部行动。1931年7月23日下午4时，我侦收了1份何应钦发给各路白军的万万火急电报——“限十天扑灭共匪”的命令。电报用的密码是“壮密”，共324个字，全部暴露了敌人对”分进合击的战役企图和敌人各路兵力的部署。这份电报用缴获敌人的密码译出后，经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和政委蔡会文阅后，立即送到方面军总部。总部首长根据这一情报，决定在东南北三面受敌的形势下，选择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方向，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突击，连续打了三仗。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

8月11日，红三军在黄陂与龙冈之间的君埠和一方面军总部会合。为了防空，部队全都在山林中隐蔽起来。一会，总部参谋胡公侠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他边跑边喊：“曹丹辉，快来呀！毛总政委找你。”我吓了一跳，毛总政委找我干么？我紧张地随胡参谋跑步前去。到了那里，我向毛总政委敬了个礼，没等我开口，胡参谋就抢先介绍说：“这是曹丹辉……”不等他说完，毛总政委就过来拉住我的手，亲切地问长问短：问我多大啦，读过几年书，现在工作怎么样……我心中的疑惧全消了，高兴而又有点羞涩地回答毛总政委的每句问话。最后毛总政委说：“你收到的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接着，他又指示胡参谋：“你告诉副官处，奖些钱给他买鸡蛋吃。”副官处发给了三块钱，买了鸡，买了肉，晚饭时大伙猛餐的了一顿。

有电台就是胜利

1934年10，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长征途中，几十万敌军不断对我围追堵截，情况复杂多变，我军处于高速度运动和频繁作战的状态。在此情况下，保持顺畅的无线电通信就更为重要。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在土城、元厚场一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准备从宜宾上游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由于蒋介石急调重兵进行围堵，我军有6个团被敌分割彼此失去联系。以后有5个团突围后集合在一起，只有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不知去向。总部即派一个营去找第三团，同时派我带一部电台随该营行动，以便用电台指挥突围。我们出发后，在大柏镇被敌人包围了，营教导员向大家动员：“有电台，找到三团就是胜利，一定要保护好电台。”说罢，他立刻组织机枪在前面开路，在后掩护，把电台放在中间，向外突围。当到了大柏镇外一个半山腰时，发现山上有部队，一联系正是我军第三团。他们被敌人包围后和总部失去联系，不知我军去向，无法行动，当他们知道总部派了电台，很快与总部沟通了联络，抄下了总部指挥第三团突围的指示，然后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和行军，便胜利地突出重围，和总部会合了。

巧渡梭磨河

过草地前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为骨干组成先遣支队，担任了试过草地的光荣任务。

1935年8月，先遣支队从康猫寺出发，渡过梭磨河进入草地。经过两天两夜的行军战斗，弹药快用完了，没有粮食，连个野牛羊也没有。通过无线电和军团部取得联络，军团长命令，从草地撤出和送粮部队会合。

第三天中午，部队又回到梭磨河边。由于上游下了大雨，河水猛涨，水流湍急。人们几天粒米未进，精疲力竭，无力涉渡，想架浮桥，但河岸上除了野草找不到一点架设浮桥的材料。六团特派员为了给全团打开道路，勇敢地跳进了激流，还未冲到河中心，就被激流吞没了。有人提议用马把人驮过去，但一查点马已不多。正在此时，后面枪声大作，发现敌骑兵追来。师长一面令二营顶住敌人，一面想办法渡河。此时，电台上的同志们集中生智，把架设天线用的麻绳连结起来，先由一班人骑马过去，将绳头带过对岸，战士们拉着绳子，迅速渡过梭磨河。

到毛主席身边去

1936年1月下旬，在陕北甘泉前线接到军委由瓦窑堡发来的电报，要我们这部电台立刻出发，第三天下午到达延长。我和电台管理员到城里去看房子，走到街北头一座小山包脚下时，忽然看见一排窑洞前站着毛主席！我立刻意识到：我们是调到主席身边工作来了！我们连忙上前敬了个礼，报告电台到了。主席微笑着说：“来得好快呀！好，你们就在我旁边住下吧！”主席的随员已替我们分好房子，我们便在主席旁边的一排窑洞里住下。

随主席去执行什么任务呢？还是一个谜。

到延长的第三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随主席向延长东北清涧方向出发了。主席身边除了我们电台人员外，还有秘书黄又凤、几个机要员和警卫班，共100多人。刚过旧历年，天气还很冷，主席穿着一件青布棉大衣，踏着一双旧棉鞋，拄根棍子走在队伍前面。走了30多里，在一个僻静的小山沟里大休息。主席把大家集合拢来，他站在一块小坪上说：同志们，我们这次行动，大家觉得奇怪吗？我们要在苏区内游览一番，看看陕北的好风光。主席风趣的话语引得大家轻松地笑了起来。主席接着说：游山玩水，当然不是我们的事，这次出发，是为了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什么样的行动呢？今天先不讲，以后你们就会知道的。今天我只向你们讲两件事：一是要注意保密，不要说我们是中央红军，也不要说我是主席，如果有人问我们到哪里去，就说去做买卖。刚才毛泽民同志（当时苏区的贸易局局长）不是前面走了吗？他就是专门搞买卖的。

接着，主席要我们搞好群众关系，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多了解情况，多向群众宣传……。于是，我们这支百余人的“商队”晓行夜宿，跋山涉水，一直向东北方向进军。2月初，到了离黄河不到半天路程的一个山村——清涧县的袁家沟，暂时住了下来。

此后，我们才逐渐弄明白了这次行动的目的。从电台收信机的强信号中，可以判断出：主力红军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电台离我们很近。记得从甘泉出发去延长，途中经过林镇时，曾得知一军团的同志早已到黄河边上看过地形。到袁家沟后，主席又亲自到黄河边上视察。一切迹象都表明：红军要东渡黄河了。

果然不久，电台政委杜平就从主席那里得到了关于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打通抗日道路的动员指示。这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现在毛主席就要亲自率领我们东渡黄河，实现抗日宿愿了，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

在袁家沟，电台和主席住的地方只隔一条沟。每天晚上，我们值夜班时，总看到主席住的窑洞里灯烛明亮，有时甚至通宵不灭。我们晚上抄收到的电报，都是当晚译送给他看。主席就是这样夜以继日地研究着东征的作战计划。

在袁家沟住了两个星期。2月20日那天，主席要黄秘书嘱咐我们特别注意对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联络。电台工作人员都作好渡河准备，随时等待出发。晚上12点钟，我们才收到了十五军团电台发来的电报和暗语报告。不久，就传来了出发的命令。我们马上拆线，3点钟出发，拂晓就到达了辛关渡。这时候，十五军团的先头部队，已开始渡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