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辉

红军长征几个史实的考证           ★★★ 【字体：小 大】
红军长征几个史实的考证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1-2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198101
【作 者】王廷科
红军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预言：“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虽然至今一部完整的史诗尚未问世，但是多年以来，已经有不少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写出了大量的革命回忆录，为研究红军长征的革命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由于红军长征处于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保存下来的文献档案资料很不完备，这就增添了研究长征历史的困难；同时，由于年深日久，一个人的记忆难免有不准确之处；或者由于作者只了解局部情况，而不了解全局，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差错。因而往往出现不同的作者，就同一问题，各说不一，出入较大。如红军解放遵义的时间，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等重大问题，过去传统的说法就不准确，近来才作了订正。因此，为了科学地研究长征的历史，首先得弄清楚长征的基本史实，这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文谨就长征中的几个历史事实，作一点粗略的考证。
 第一，关于红军巧渡金沙江渡口的地名问题。
 现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关于红军渡金沙江渡口的地名有三说：一说“绞车渡”，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编辑、出版)，戴镜元《长征回忆》(北京出版社一九六○年出版)，黄良成《忆长征》(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三版)等书附图；二说“绞平渡”，如《星火燎原》第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六○年出版)等书附图；三说“皎平渡”，如成仿吾《长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一书附图。在回忆录的文字记述中也是这样三种说法。
以上三说并无根本性的矛盾，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三个不同的名称呢?
 一、金沙江边原无“绞车渡”地名。查一九三五年出版地图，金沙江边有“鲁车渡”地名，无“绞车渡”地名（见《最新中华形势一览图》，上海东方舆地学社发行、民国二十四年重制版，《云南省图》。）。查《新纂云南通志》所载《武定直隶州全图》和《禄劝县图》，清代金沙江南岸有“绞平村”，民国时代金沙江南岸，禄劝县境内有“绞平渡”，东南为“绞平村”，上游有“鲁车渡”，下游有“洪门渡”，无“绞车渡”。
 二、“绞车渡”地名最早见于一九三六年一氓所写《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文。该文记述军委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率领干部团首先在“绞车渡”巧渡金沙江成功，而后一、三军团也在这个渡口，依靠六只小船，渡过了“红军全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二三八页)。
 三、为什么会突然出现“绞车渡”地名呢?据云南省博物馆资料《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行军路线》(《云南文物简报》一九七四年二月第三期)，红军一路，即军委干部团一路，“经禄劝的九龙、翠华、团街、皎西到了金沙江边的红门厂的船舫，后来被人们称为绞车渡(因附近有一皎平村和鲁车渡而得名)。”一九七五年初，笔者偕四川大学历史系学生赴金沙江红军长征渡口调查，确知南岸渡口，今属云南省禄劝县皎西公社绞平大队，人称“绞平渡”；北岸渡口，今属四川省会理县通安区四一公社金江大队，人称“中武山渡口”。据当年为红军划船渡江的船工张朝满、李正芳（张朝满，访问时年六十一岁，住云南省禄劝县皎西公社绞平大队上坪子生产队。李正芳，时年六十一岁，傣族，住云南省禄劝县皎西公社绞平大队拉西生产队。）口述：红军在绞平渡巧渡金沙江成功后，次日只征得渡船四只，难以迅速渡过全部红军，于是当夜船工李友才领着红军去鲁车渡，寻找到两只渡船，顺流划向绞平渡。这样就依靠六只渡船(两只大船、四只小船)，由三十六名船工分做两班，昼夜不停地抢渡金沙江。又据船工陈月清（陈月清，时年六十四岁，住址同李正芳。以上调查访问 记录存四川大学历史系、会理县文化馆。）口述：“绞车渡口是绞平渡和鲁车渡的合称。红军在绞平渡过江时，在绞平渡弄得四只船，在鲁车渡弄得两只船，因而称红军渡江点为绞车渡。这个渡口在云南边(南岸)称绞平渡，在四川边(北岸)称中武山渡口。”
 四、红军确实在鲁车渡寻得渡江船只，并有部分红军从鲁车渡过江：据艾平《鲁车渡寻船》一文记述，鲁车渡位于红军渡江点上游方向，红十一团二营奉命沿江西上，曾在鲁车渡寻得渡船，“一军团的一部分，也就依赖它，从金沙江的右岸渡到左岸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二三三—二三六页)又据张爱萍《从遵义到大渡河》一文记述，红十一团二营渡江后，奉周恩来副主席命令，沿江西上，“天亮以后，我们在鲁车渡附近江中，找到了一只小船，把一军团野战医院院长戴胡子率领的一批伤病员接过江……”(《星火燎原》第三集，第七三—七四页)。
 从以上几点可以得出结论：“绞平渡”是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的，是确切的名称。所谓“皎平渡”系“绞平渡”之误；而“绞车渡”则是“绞平渡”与上游“鲁车渡”的合称。当时红军大队人马是从南岸的“绞平渡”渡江到北岸的“中武山渡”，但有一小部分红军是从“鲁车渡”渡江的，并且从“鲁车渡”寻得了渡江船只，因而把红军长征渡金沙江的渡口合称为“绞车渡”是有根据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绞车渡”地名已为社会所公认：解放后，刘伯承《回顾长征》、张爱萍《从遵义到大渡河》、肖应棠《巧渡金沙江》……等等都称该渡口为“绞车渡”。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挂图或分省地图)也都标明该处渡口为“绞车渡”。可见，“绞车渡”已是一约定俗成的新地名。不必再使用“绞平渡”或“皎平渡”的名称。
 第二，关于红军是否进入西昌城的问题。
 一说进入了西昌城，如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记述“五月十五日  阴  晨出发，经马安山、尧安桥到西昌城宿营，行程七十里。”另一说红军未攻西昌，未入西昌城，如戴镜元《长征回忆》记述“我们没有硬攻会理，而是北上到西昌。也没有硬打西昌，只是派一部分部队监视着西昌。因为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北上抗日，会理、西昌这些地方，并非必争之地。”
 后一说是准确的。当时国民党二十四军刘文辉部分别集中会理、德昌、西昌三点，坚城固守。红军为迅速北上，抢渡大渡河，未攻西昌，而是绕道北上。根据是：
 一、张伯言、杨学瑞等《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记述“刘元璋(按：刘文辉侄，时任‘川康边防军司令’，负责指挥刘氏在大渡河以南的部队)不把重兵布于金沙江沿岸，而在会理、德昌、西昌摆成三线，并且前轻后重，目的在于分段迟滞红军，保存实力。”该文记述刘元璋焚烧西昌，并企图嫁祸于红军“杀人放火”，但是“经会理过西昌北上的红军，根本没有到西昌城下，仅向西昌方面，派出了一点行军警戒部队，大队则由西昌西南角的马道子(距西昌十五里)分路，越过西昌城取捷径直插西昌以北的小庙(距西昌十五里)，过礼州去泸沽，红军的一兵一卒都不到西昌城下，使得刘元璋、刘元琮十分尴尬。”(《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第一五一、一五八页)
 二、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记述“红军因急于抢大渡河，故未攻西昌，绕道而北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三七页)
 三、一氓《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文记述“会理既不下，西昌也用不着攻。就是冕宁、越西两城，敌人如以重兵扼守，我们也不必一定占领它。主要是争取先机过大渡河。”(同上，第二四七页)
 四、《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记载：五月十七日，由德昌出发，经假口塘至王水塘宿营；十八日，由王水塘出发，至镇南寺宿营；十九日，由镇南寺出发，经礼州，至土官冲宿营(同上，第四三三页)。由此可见，从德昌至礼州，其间未经过西昌城。
 五、《西昌县志·兵寇志》记载：“是时旅长许剑霜，驻防德昌，交绥而退，连夜走入西昌城，德昌遂陷……红军乃以会理屡攻不下，遂不攻郡城，陆续由德昌高草坝、太和场、樟木箐、黄水塘、黄连坡、马道子、袁家山、小庙、锅盖梁和礼州等地，距城数里或数十里孙水两岸，向越冕北去，盖国历五月时事也。”
 以上资料证明：红军未攻西昌，更未进入西昌城，而是越过西昌城北上。
 第三，关于红九军团渡金沙江及其与主力会合的地点。
 现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关于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的任务后，渡金沙江及其与主力会合的地点有以下不同的三图：一是标明由会泽渡金沙江，至德昌与主力会合，如《星火燎原》第三集，戴镜元《长征回忆》，黄良成《忆长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等书附图；二是标明由会泽经巧家渡金沙江，至会理以北与主力会合，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附图；三是标明由东川市渡金沙江，经新街、宁南、普格至西昌与主力会合，如《红九军团在长征中》(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一书所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九军团长征路线示意图》。
 一、关于红九军团渡金沙江的地点，由会泽经巧家渡金沙江，未见文字依据；一般记载均说是“在东川与巧家之间渡过金沙江”。但在回忆录中一说是占领宜威、会泽后渡江；二说是占领宜威、东川后渡江。《红九军团在长征中》一书附图更是标明由“东川市”渡江。其实，一九三五年东川即是会泽，并非现在行政区划的“东川市”。据《新纂云南通志》卷十，历代建置沿革表载，会泽县元代属东川路地；明代属东川府地；清雍正五年置会泽县于巧家，六年移于东川府治。又据《全滇纪要》记载，东川府原属四川，清“雍正四年改隶云南，五年置会泽县于巧家，六年移县附郭。”即移会泽县于东川府。民国时废府，置县，查一九三五年中国分省地图《云南省图》，标明“会泽(东川)”。此外王首道《长征中九军团支队的断片》记述九军团袭取宜威后，于五月四日占领“东川”，而后进入四川《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二一八—二一九页)。解放后，会泽县文教局调查材料《红军攻克会泽城》(一九七四年二月《云南文物简报》第三期)所记红九军团攻克“会泽城”的时间、情节以及镇压会泽县伪县长杨茂章、劣绅刘善初等，与王首道记述占领“东川”的情况完全一致。可见“东川”与“会泽”乃是一地，而非两地。因而可以肯定红九军团是占领会泽(即东川)后渡江的。至于说由“东川市”渡江，那就不是当时的会泽了，是不切合实际的。
 二、既然红九军团是占领会泽(东川)后，由会泽(东川)与巧家之间渡江的，那么具体的渡江地点在何处呢?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内中规定“九军团则于相机占领东川后，西行至盐厂盐坝或干盐井渡江。”据郭天民(时任红九军团参谋长)《从乌江到泸沽九军团长征中单独行动回忆片断》记述“考虑到牵制任务已成，东川距离金沙江又比较近(只有八九十里)，军团决定趁机渡过江去，与主力会合。”“预定渡口选在东川西北、蒙姑以南的因民、落雪坝之间，上游二十余里的对岸是盐井坪，有一税卡，估计船只较多。”(《星火燎原》第三集，第一○三页)又据赵《长征中红九军团在黔滇川的战斗历程》记述“我们选定的渡江地点处于因民与落雪两镇之间。此地东去东川县城约八九十里，北离巧家有一百余里，溯江而上二十来里的对岸是盐场，只有五十余名武装缉私队把守，而船只较多。”“盐场(又名盐井坪)”(《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六辑，第一八三、一八四页)。再据《红军攻克会泽城》记载“红九军团在会泽城住了两天，五月六日又踏上征途向金沙江挺进，在树节渡过了金沙江。”又云南省博物馆资料《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行军路线》指出红九军团“经宜威到会泽，并从会泽的树节渡过了金沙江。”查《新纂云南通志》卷九现行设治区域图《巧家县全图》，“树节”位于东川县以西，蒙姑以南，“落雪厂”以北，盐厂以东，靠近金沙江边，溯江而上对岸是“乾盐井”。由此可见，树节所在位置与中央军委指示和上引郭文、赵文所记渡江位置吻合，因此可以确认红九军团是从树节渡江的。
 三、关于红九军团渡江后与主力会合的地点，在长征路线图中标明，一是德昌，二是会理以北，但未见文字依据；三是西昌，比较符合实际，但仍不精确。应当是：由树节渡江后，经新街和宁南、普格县境，至西昌以北的礼州与主力会合。根据是：彭寿生《转战千里》记述红九军团渡江时，奉中央军委电令，阻击敌人西渡金沙江，因而渡江后在新街构筑工事，阻击敌人。“在新街住到第六天，中央军委命令我们北进西昌，与主力会合。”“中下旬，我们到了西昌，跟上了主力部队。”(《红九军团在长征中》第五三页)又彭寿生《彝民，红军的亲人》记述“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我们顺利地通过了凉山彝族山区，到达西昌。”(同上，第六七页)赵《长征中红九军团在黔滇川的战斗历程》记述“我红九军团渡过金沙江后，即向西昌前进，以与我中央军委和兄弟部队会师。”“我军进至宁南(原名披沙)县境……绕城而过，进入凉山地界。”“大约是五月二十一日，我红九军团在西昌地区与我红三军团的留守部队胜利会合了。”(《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六辑，第一八五、一八六、一八八页)成仿吾《长征回忆录》第七十一页记述“九军团在单独活动了两个多月，转战千里之后，在西昌坝子同主力会合了。”那么九军团是在西昌的什么地方与主力会合呢?郭天民《从乌江到泸沽九军团长征中单独行动回忆片断》讲得比较具体“为了掩护军委及主力安全渡过金沙江和继续北上，我军团渡江后又按军委指示，在江边向巧家一带警戒。”“此后即折转西北，向西昌前进。五月中旬的一天，部队在大凉山地区行动，接到三军团自礼州转来的电报，要我军团接替三军团防务，担任全军后卫。”(《星火燎原》第三集，第一○四页)可见，九军团是赶赴西昌的礼州与主力会合，接替三军团防务的。如果说至西昌与主力会合，则不够确切，因红军未进西昌，而是进占西昌城北五十里的礼州(《西昌县志》记述了红军进驻礼州，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的情况)，在此防堵西昌守敌刘元璋部，以掩护全军抢渡大渡河。所以红九军团至礼州与主力会合，担任全军后卫，是合乎事实的。
 第四，关于强渡大渡河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的问题。
 一说十八勇士，如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持此说。社会上也广为流传，说是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另一说是十七勇士，如成仿吾《长征回忆录》。
 十七勇士之说是正确的。根据是：
 一、一九三六年发表的回忆录，如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氓《从金沙江到大渡河》，文彬《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载《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皆记述“十七个英雄”强渡大渡河。
二、强渡大渡河的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所写《强渡大渡河》(《解放军报》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七日)，孙继先(时任红一团一营营长)所写《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三集)详述了“十七勇士”的组成和“飞舟强渡”的胜利。
 三、肖锋《长征日记》记述“杨团长叫孙继先营长组织奋勇队，战士们都要求参加。最后，决定从二连挑选十七名勇士。他们是：连长熊尚林、二排长曾令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光吉、肖桂兰、宋祥云、谢良明、丁流明。最后，二连通讯员陈万清冲出来哭着要随熊连长参加这个关键战斗，孙营长感动批准。”
 四、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即强渡大渡河的次日)红一军团政治部出版的《战士报》(油印)第一八四期报导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胜利的消息，标题是《十七个强渡的英雄》（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文物选辑》所载报导强渡大渡河消息的《战士报》影印件。）。
 第五，关于飞夺泸定桥的时间。
回忆录中有几说：一说五月二十六日，如戴镜元《长征回忆》；二说五月二十七日，如肖锋《长征日记》；三说五月二十九日，如黄良成《忆长征》。
 五月二十九日是准确的。根据是：
 一、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时间是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原定红军自安顺场渡河，但因水流湍急，无法架桥；仅靠夺得的两只渡船来回摆渡，需要很长时间，而“追剿军”薛岳部已渡过金沙江，向北追击。因此中央军委决定轻装渡过红一师，沿大渡河东岸北进，野战军主力以红二师四团为先遣队，沿大渡河西岸北进，分左右两路夹江而上，夺取泸定桥。据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记述“红军以两天半的时间，渡过轻装之红军一师”，同时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相距三百二十里，因此红军决不可能在强渡大渡河之后的一、二日内，即五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到达泸定桥头。
 二、杨成武(时任左路先头团红四团政委)《飞夺泸定桥》一文记述，红四团于五月二十七日清晨出发，以一天二百四十里的行军速度，于五月二十九日清晨赶到泸定桥头，下午四时开始总攻，黄昏占领泸定城（《飞夺泸定桥》原载《星火燎原》第三集，所述时间有误，《解放军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重发时作了更正。）。
 三、张伯言、杨学端等《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记述，国民党二十四军刘文辉部以李全山团抢占泸定桥，阻止对岸红军过河。李部于五月二十八日晚赶到泸定，“二十九日天明后，对岸桥头已发现红军”，“双方开始射击”，“晚饭后，枪声渐密，这时红军已大部到达。”“其时桥头红军用猛烈火力集中射击”，李部伤亡很大，仓惶撤出泸定，向天全退却(《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第一六七、一六八页)。所记时间与上引杨文记述时间吻合。
 四、国民党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关于追堵中央长征红军“军事报告书”内称：“三十一日据报”中央红军“在大渡河上游，大部逼近泸定、康定，艳日(即二十九日)围攻泸定，与刘文辉部激战中。”（见国民党军事机关档案(廿五)七一五，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第三十九册。）此材料可资佐证。
 第六，关于红军过大渡河时北岸守敌情况川军杨森部是否防守大渡河的问题。
 一说红军过大渡河时，“大渡河北岸有杨森四个旅和刘文辉四个团驻守着，敌人用两个旅的兵力沿大渡河东岸急向泸定桥增援，情况非常紧急”(戴镜元《长征回忆》)。二说从安靖坝到泸定桥一带，“敌人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双枪兵’两个旅，这里一营，那里一团，比较分散。”(成仿吾《长征回忆录》)
 后一说是准确的。红军过大渡河时，杨森部(二十军)正由川南向大渡河增援中，尚未到达大渡河北岸，北岸守敌系刘文辉部(二十四军)。以下资料可以确证：
 一、国民党第二路军薛岳部在黔西、滇北、川南间地区“追剿”中央红军的“经过详报”内称：五月十一日接蒋介石电令“刘自乾(即刘文辉)部以有力部队，固守会理西昌待援，主力应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沿大渡河北岸，赶筑碉堡”，严防红军“北窜”（见国民党军事机关档案(廿五)一三一八七，同上引资料。）。
 二、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记述红一师由安顺场渡河至安庆坝，沿大渡河东岸向泸定桥急进时，沿途皆与刘文辉部遭遇。
 三、国民党重庆行营参谋团关于追堵长征红军“工作报告书”内称：“川南方面先于四月十二日已令第四路杨军(即杨森部)调防屏山、雷波一带”，当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即令其主力转赴大渡河布防，限期完成封锁线”；当中央红军进至西昌一线时，“又令其捷径驰赴大渡河赶筑碉堡线”（见国民党军事机关档案(廿五)一三一九二，同上引资料。）。
 四、成都《新新新闻》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日报导，雅安十五日快讯，“此间二十四军部顷得”蒋介石电告“已电令二十军军长杨森由叙南率部，于十日内赶大渡河布防云。”“二十一军(即刘湘部)王泽浚旅，亦奉命驰赴大渡河布防。”又成都《川报》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报导，蒋介石“删(十五)日由昆明来电，委二十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拨二十一、四两军一部(约四旅之众)归其指挥调遣。”
 五、四川省广安县政协委员向文彬《伪二十军对红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作战史》（材料存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记述“一九三五年三月伪二十军杨森部由川北移防川南，分驻叙永、高县、珙县、庆符、筠连、长宁等县，以防范到达黔北的中央红军入川。仅驻月余，中央红军已渡过金沙江，有抢渡大渡河之势。此时伪二十军奉蒋介石之命，分路向西康前进，企图堵击红军北进，一路由犍为、乐山沿大渡河以北地区向清溪(当时汉源县城)、汉源(当时富林)前进，一路由洪雅、夹江进至雅安、荥经等县。”
 六、民国三十年增修《汉源县志》记载：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北上，“其时我县大渡河北岸，仅四川暂编陆军二十四军杨学端旅所部，暨羊清全之汉夷(彝)民团，兵力单薄”，当红军一路由小相岭经越西兼程赴大树堡时，“二十一军王泽浚旅由大路到达富林场，杨学端旅移防大渡河上游。”红军一部由安顺场渡大渡河，至对岸安庆坝，“昼夜向泸定前进，杨旅严令所部防堵”，“隔二日四川暂编陆军第二十军(即杨森部)李旅长率队来援。”此时红军已强渡大渡河，直扑泸定桥了。
 七、张伯言、杨学端等《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记述，从汉源至泸定桥一线系二十四军刘文辉部第四、第五两个旅，“这里说明一点：这次在大渡河附近和红军作战，除刘湘的王泽浚旅曾到大渡河北岸的富林协助防守外，完全是二十四军部队。当第五旅开到大渡河布防时，蒋介石和刘湘曾来电报说，二十军杨森部队先头到了金口河(富林下游约二百里)，令二十四军防守大渡河渡口部队与杨森部队取得联系。这时杨森部队主力驻在洪雅、夹江一带(乐山以北地区)。由于红军过河北上，杨森部队也就由金口河撤转去改为追击部队，由雅河北上，向天全、芦山、宝兴追去。”(《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第一六九一七○页)
 从上引资料可以得出结论：红军过大渡河时，仅有二十一军刘湘部王泽浚旅到达富林防堵；富林以西至泸定桥沿河北岸，系二十四军刘文辉部的两个旅；二十军杨森部奉命由川南赶赴大渡河增援，但尚未到达指定地点，红军已渡河北上。说明红军机动神速，抢在敌人增援部队之前，先机到达大渡河边，从而确保了渡河的胜利。
 第七，关于直罗镇战役中是活捉敌师长牛元峰还是牛元峰自杀的问题。
 在革命回忆录和党史论著中，一般都说是“活捉敌师长牛元峰”。但也有个别不同的说法，如赵希鼎《西安事变的片断回忆》则说是“牛元峰拔枪自杀”(《新史学通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号)。笔者认为“活捉牛元峰”之说值得商榷，“自杀”更接近于实际。首先，有一个疑问，如果说活捉牛元峰，那么以后此人的命运如何?未见记载。然而东北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俘后教育释放，曾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我党对张学良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从释放高福源开始的。那么为何张学良的亲信、东北军老师长牛元峰被俘后却又默默无闻呢?我党我军对牛元峰又作何处置呢?这是难以解答的问题。其次，以下资料似可否定“活捉牛元峰”之说：
 一、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一书写道：“这次历时三个月的‘围剿’，东北军一无所得，却损失将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所谓“两名师长阵亡”，一是东北军一一○师师长何立中在劳山战役中毙命；另一名自然是一○九师师长牛元峰了。
 二、沈叔明等《东北军一○九师直罗镇被歼始末》记述：师长牛元峰从直罗镇突围出来，“身边只剩沈叔明和一个随从副官。追踪的红军越来越近，红军不开枪，只是高喊‘缴械，缴械’。牛元峰突然站住从腰上把勃朗宁拿出交给副官说：‘你把我打死。’副官接过手枪照牛元峰右后脑打进一颗子弹，从前面打出，面颊炸碎而死。沈叔明听到枪声刚一回头，见牛元峰已死，就问副官为什么把他打死。副官把经过讲完又说：‘师长已失常态，不打死他怕发生别的事情。’”(《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第二一三二一四页)这是目击者的记述，至为重要。
 三、张学良在自述中说：“先是一一○师被歼及师长何立中被打死，继之一○九师又大败，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二师长均是东北军中最优秀者，这两次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这更加强了我的信念，即杰出将领为内战而丧生是令人遗憾的，同时我不愿再轻视共军的战斗力。因此，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思想遂在我心中燃起”。（转引自一九七九年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四四○页。）看来牛元峰不是被活捉，而是自杀了。
 笔者认为，无论牛元峰被俘还是拒降自杀，均不会改变红军在直罗镇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的性质、影响和意义。不过作为历史研究，则应力求准确，使之符合实际。
 注： 本文作者王廷科，一九三八年生，四川大学历史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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