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兴功：今天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火箭，成功将“实践八号”育种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90次飞行。

　　长征，70多年前进行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国的革命因为它的胜利而打开局面，一步步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70多年前出现的一个崭新名词。我国自主创新的运输火箭用它来命名，铺垫了辉煌中国飞天路。

　　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和我国自主研制的长征火箭走过的铿锵步伐告诉我们：独立自主，勇于创新，走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崭新道路，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回眸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它不仅是中国和世界军事史上一部惊天动地的史诗，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独立自主地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新之举。

　　而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加上共产国际特殊的组织制度，严重窒息了党内新鲜活泼的空气，束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精神。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还缺乏具体统一的理解，对于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认识存在着相当大的盲目性。

　　不懂中国国情的外国人当了红军的太上皇，李德的所谓正规战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教条主义让红军吃尽了苦头。红军之所以被迫长征也缘于此。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力：1933年的秋天，蒋介石以五十万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这时候，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教条主义者照搬外国的经验和书本上的教条，无视中国革命的实际，最后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那么在这之后，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也先后从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和湘鄂川黔苏区撤离，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就由局部演变为全局性的战略转移。

　　前路迢迢。红军长征之初甬道式的大搬家转移并不顺利。湘江之战，使中央红军折损过半，伤亡惨重。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教授王前：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等物资，以甬道式的队形沿山路西进，部队行动迟缓。在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已经判明了红军去湘西的行动意图，他调集了25个师数十万大军，在湘江边上构筑了几十道封锁线，但因为红军部队携带辎重过多，行动缓慢，未过湘江就遭到了敌军的夹击，只有强渡湘江。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血战，损失惨重，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余人。

　　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使党和红军上下陷入深深的思考。全军上下发现，照搬书本上的条条和外国的经验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今后路往哪里走？仗该怎么打？成为上下共同焦虑的问题。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力：这时候，蒋介石已经在红军北上湘西的途中，布下了重兵张网以待，如果中央红军按照原定的方针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那么，就有可能要与五六倍于己的二十万敌军决战，很可能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种关键时刻，毛泽东根据敌情的变化，从实际出发，坚决主张放弃原定的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的计划，红军改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

　　血的事实使党和红军深刻认识到，企求从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里找出中国革命的现成答案，永远都不可能。中国革命的道路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来开创。只有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才能闯出一条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革命道路，才能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此后，党在长征路上召开了一个个会议，不断清理和纠正了左倾冒险路线的错误，使党和红军出现了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通道会议促成了红军改变行军方向；黎平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猴场会议排除了李德的干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扎西会议解决了红军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苟坝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为代表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会理会议统一了战略思想，充分肯定了红军广泛机动作战的经验。这些会议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为红军长征过程中的一系列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一系列会议中，遵义会议最成功的创新，就是把书本上的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它同时又向世人昭示，中国人的事，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

　　遵义会议纪念馆解说员黄娟：1935年的1月15日到17日，我们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遵义会议，在经过三天的激烈争论之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我们党在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了政策等问题，标志着我们党由幼年走向成熟，也是我们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没有自主，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长征的胜利！遵义会议使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自主推举出值得信赖的领袖，自主决定路该怎么走，仗该怎么打等问题。后来，毛泽东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讲到：“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此后，中国共产党带领红军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做出新的战略部署，使红军长征的整个过程成为一个不断适应形势变化、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力：在长征途中，党根据形势和局势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战略方针，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栗坪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向贵州进军，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随后，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又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改变了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新苏区的决定，一致决议，红军北渡长江，到四川去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在川西或者川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可是，由于国民党军加强了长江沿线的防守，北渡不成，党中央决定，红军改为在云贵川边境地区发展。这之后，红军顺利南渡乌江，乘虚插入了云南，根据这一形势，中央又决定，迅速北渡金沙江，以实现遵义会议关于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纵观全局，正确分析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华侵略而引起的全国形势的深刻变化，制定了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以便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可以看出， 党中央始终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领导和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战略目标的。这就是红军的长征，从一次求生存的战略转移转变成为向抗日前进阵地的胜利进军。

　　长征中军事领域的创新最为引人瞩目。一度灵活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并据此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毛泽东，深谙“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的道理。

　　遵义会议以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一反“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行动中的呆板做法，在尊重实际的前提下大胆创新，敌变我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实行大范围的机动作战，声东击西、忽南忽北、避实就虚、即打即离、纵横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在云、贵、川广大地区充分调动敌人，取得了四渡赤水、威逼贵阳、兵临昆明、巧渡金沙江等作战的重大胜利，导演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吴德坤：遵义会议解决的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红军长征当中，瞬息千变万化、稍纵即逝的机会当中，毛泽东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指挥艺术。遵义会议最直接的成果，体现在四渡赤水战役当中。毛泽东也曾表示过一生当中最得意之笔是四渡赤水。

　　长征中，中央红军能在万水千山间从容飞渡，正是始于惊心动魄的四渡赤水之战。

　　1935年1月28号，中央红军为实现北渡长江的战略意图，在贵州习水县与敌军展开激战。敌人援军赶到后，毛泽东等领导分析认为，继续恋战红军必将四面被困，于是下令放弃原定的渡江计划，次日指挥部队分三路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蒋介石得知情况后，调集军队拼命追击，毛泽东利用敌人错觉和黔北兵力空虚的弱点，指挥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入贵州，把敌军主力甩在赤水河以西，并取得连克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的重大胜利；此后，蒋介石重新调兵遣将，妄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遵义、鸭溪地区。毛泽东将计就计，故意诱敌前来，等敌军逼近，红军又三渡赤水，重入川南；与此同时红九军团伪装主力，造成北渡长江的假象。蒋介石再次上当，调重兵于长江南岸，而就在包围圈即将形成之际，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由镇龙山地区秘密北上，然后突然向东，四渡赤水。

　　接着，红军又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将敌人重兵远远地甩在后面。“四渡赤水出奇兵”，不仅是毛泽东高超军事指导艺术的生动体现，也成为我军勇于创新的光辉典范。

　　记者孙杰：在武警北京总队一支队三中队，官兵们组织的“新长征 新使命”演讲比赛正在进行。

　　作为有着报效祖国鸿鹄之志的青年军人，你可曾想过，在新的长征中，我们将怎样去履行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我们一起弘扬求实创新的长征精神吧，一起来书写我们新的长征。

　　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系列求实创新的结果；新的征途上，我们仍然需要创新。

　　回眸长征历程，很多都是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而这一系列求实创新之举，至今仍不失其指导借鉴作用。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教授王前：长征的创新实践，不断塑造了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的新长征，这也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充满着未知和挑战，要取得新长征的胜利，关键也在于创新。因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反复证明了一个真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懈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科学发展观是党的最新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重大的指导思想，它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回答了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指明了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破除难题的正确道路。只要我们大力弘扬长征的精神，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创新精神、创新意识武装起来，就一定能够面对挑、迎难而上、勇往直前，夺取新长征的伟大胜利。

　　长征中，红军兵力和武器远远不及敌军，主要靠运动战和游击战与对手较量。毛泽东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指导艺术，从谋略的角度讲是调动敌人的艺术。可以说，从战略指导到具体战法，处处体现着“以迂为直”的创新计谋，即：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防御而进攻，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以高度的灵活机动，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

　　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其《间接路线战略》一书中指出: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这与孙子提出的“以迂为直”一脉相承。

　　长征中的战略战术指导，既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在不同层次上反映着战争的一般规律。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力：长征中，党中央从实际出发，既不是僵化地坚持原定计划，也不固守一地，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这种坚持从实际出发，科学选择战略转移方向的战略指导，是红军夺取长征胜利最重要的保证。在长征中，红军面对强敌，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自主作战原则，从而变被动为主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今天，虽然已经过去七十年了，战争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但是红军在长征中，克敌制胜的这些宝贵经验对我们仍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军要保证能够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无论是在战略指导上，还是在作战指挥上，都必须坚持求实创新，既不能固守我们以往夺取胜利的传统战法，更不能盲目地跟在被人后面模仿照搬，而必须根据我军的特点，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创造和运用新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战法，这样才能不断增强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不断提高我军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