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1935年4月底，红军在贵州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后，大踏步向云南与四川交界的金沙江进军。

　　5月1日半夜，中央红军干部团在团长陈赓同志的指挥下，巧夺金沙江，控制了绞车渡渡口后，红军大队人马便日夜渡江。

　　江北岸的石壁中有几个石洞，毛主席就住在一个石洞里指挥红军渡江。我们一分队电台设在离毛主席只有百多米远的另一个石洞里，担负指挥全军的收发报任务。

　　这时，我们虽然甩脱了敌人的主力，且有五军团打后卫，但形势仍很紧张。渡江仅有七只小船，有的船一次只能渡一二十人，如果不及时过江，敌人主力赶上来，红军将背水作战，没有回旋余地。

　　渡江的第三天，我们电台接到三军团从洪门渡拍来的电报。原来，三军团占领洪门渡后，架起简易浮桥，仅过去一部分队伍，浮桥就被急流冲垮，再架浮桥有困难，特电请军委指示。我们立即将电报送给了军委。不久，军委机要科通讯员送来军委急电，交给电台值班同志说：“朱总司令当面交代，要你们立即把这份电报发出去，一分钟不能耽误。”

　　我们立即将电报发了出去。后来，我们知道这份电报是命令三军团急行军至绞车渡过江。

　　不久，一军团又拍来电报，内容是：“龙街渡河面宽，不易架浮桥，而且敌机骚扰厉害，请军委指示。”军委根据当时情况，也命令一军团急行军到绞车渡过江。

　　红军向金沙江挺进时，原定三军团占领绞车渡下游的洪门渡，在那里过江；一军团攻占绞车渡上游的龙街渡，牵制敌人，然后过江。现在，一、三军都集中在绞车渡，这就大大加重了七只小船的压力。恰恰在这时候，打后卫的五军团拍来电报，说他们与尾追之敌一个师接上了火。真是情况越来越紧张。

　　中央首长日夜为红军渡江操心，毛主席住的石洞灯火亮到天明。白天，向毛主席汇报和请示工作的首长在洞口进进出出，非常忙碌。

　　一天早晨，金沙江雾气腾腾。我到江边去洗脸，顺便看看红军渡江的情况，正好碰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一块儿到渡口来。周副主席的目光非常锐利，一看见我，便主动跟我打招呼：“你不是在老山界下学电台的那个小鬼吗？”周副主席的记忆力真好！红军有那么多战士，他只跟我说了几句话就记住了面貌。我立刻上前敬礼回答：“是。首长。”

　　毛主席听到我们在长征路上学电台的事，很感兴趣地问：“小鬼分在哪个电台工作？”我立即回答：“在军委无线电营一分队当见习报务。”

　　周副主席呵呵笑道：“不简单哪，已经‘见习’上了。”这时，从阳光照在金沙江上，首长们的高大身影横过江面，好像三座钢铁的桥梁。

　　红军日夜不停地渡过江去。五军团在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后，也由军委电台指挥他们撤离阵地，很快过江来了。

　　红军主力四渡赤水又南渡乌江时，九军团曾奉军委的命令留在乌江北岸及赤水一带打游击，以迷惑和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南下北上。两个多月来，九军团在司令员罗炳辉和政委何长工的率领下，在敌人的圈子里钻进钻出，其艰难困苦是难于想象的。如今，他们完成了艰苦的任务，该召唤他们迅速渡过金沙江归队北上了；可是我们不停地呼叫，却得不到他们的回音。

　　朱总司令派参谋到我们无线电营问罗若遐营长：“九军团最后一次与军委联系是什么时候？”

　　罗营长回答：“昨天晚上12点。”

　　参谋考虑一会儿，说：“朱总司令交代，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联系上。”

　　我们几个报务员轮流值班呼叫，累得满身大汗也没叫应九军团。有经验的报务员知道，碰到这种情况，对方的处境一定很困难。但无论如何都要联系上，这是关系到九军团全体指战员的生命与前途的大事。

　　我们的心情都很紧张，机务人员担心机器出事故，一遍遍地检查；报务员试机子的性能，校正频率，不断地呼叫。约摸晚上10时，突然，一个振奋人心的信号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尤清选兴奋地叫道：“九军团电台回答了！”

　　罗营长立即命令：“发报！”

　　我们按动了电键。于是，那“嘀嗒”声带着首长的命令，带着同志们的问候飞向九军团。发报后，罗营长立即去总部汇报，回来时告诉我们说，朱总司令很高兴，表扬了我们电台全体同志，并指示我们天明出发。

　　第二天，当我们踏上新的征途时，情不自禁地说：“相处9天9夜的金沙江啊，再见了！”

　　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