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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紅軍劉家祁回憶長征,稱當時不叫“放棄”蘇區,而是要去建立新根據地
當時,我們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還不知道什麼是長征。1934年10月初,一個晴天的中午,黨校召開大會,中央學員和干部都一起參加,會上跟我們把中央的行動作了通報,動員大家打到后方去,建設新蘇區。
■人物簡介
劉家祁
93歲,1913年9月1日出生於佃農家庭,瑞金黃柏上椴村人。他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4年11月長征時在湘江戰役中負傷。1937年3月,他到瑞金縣汀瑞縣委黃柏地下區委工作,任區委書記,1949年9月到瑞金縣公安局工作,任偵查組長,1975年離休。
■長征揭秘紅軍轉移時並未叫“長征”
中共黨史學家石仲泉在今年1月出版的《長征行》一書中寫道:最初並沒有“長征”這一提法,叫得多的是“轉移”。
據介紹,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決定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意圖,當時的中央領導層要求紅軍在強敵面前“轉移地區,保存紅軍的有生力量,到外線去作戰”。
據黨史學家考証,最早把中央紅軍戰略大轉移稱為“長征”的,是紅軍1935年5月進入四川大涼山彝族聚居地后,朱德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布告》,其中寫道“紅軍萬裡長征,所向勢如破竹”。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在陝北吳起鎮召開政治局會議,宣告“中央紅軍的長征任務已經完成”,再一次提到了“長征”一詞。
1935年12月,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中,論述了長征的偉大意義。從此,“長征”一詞便廣泛流傳開來,成了有特定內涵的歷史詞匯。
據新華社
 劉家祁重新穿上當年的軍裝。雖然他已93歲高齡,說起當年長征仍記憶深刻。
劉家祁是瑞金市3位仍健在的老紅軍之一。因為頭腦相對清楚、身體較好,老人“社交頻繁”,經常出席一些與長征有關的活動。在家裡簡朴的堂屋裡,高挂著惟一的裝飾———4張偉人的大幅頭像。
正在黨校學習被動員撤出蘇區
新京報:參加革命時,你多大年齡?
劉家祁(以下簡稱“劉”):我十三四歲參加游擊隊,那時剛到一支步槍高。1929年,我當時16歲,參加了青年團,后來定都瑞金,我就加入了紅軍。
新京報:紅軍開始長征時,是不是做了很多准備工作啊?
劉:當時,我們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還不知道什麼是“長征”。1934年10月初,一個晴天的中午,黨校召開大會,中央學員和干部都一起參加,會上跟我們把中央的行動作了通報,動員大家“打到后方去,建設新蘇區”。
新京報:大家都了解當時的形勢嗎?
劉:都知道!當時我們都知道,第五次反圍剿,廣昌一帶打陣地戰,打得很厲害。那時候李德任軍事指揮,講究“寸土必爭”,我們的口號就叫“打硬戰,碉堡對碉堡”。
新京報:碉堡對碉堡?
劉:這是李德盲目指揮,不從實際出發!他這樣打,違反了毛主席的戰略: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我們學員聽傳聞、看報紙,都知道當時形勢很緊張,聽說隊伍要撤出中央蘇區,建立新根據地。
新京報:那聽說要撤出中央蘇區,大家反應如何?
劉:當時我們都很高興啊。我記得那天,有1000多人在一起開會,中央總書記博古講的話。他瘦瘦的、很高,戴一副眼鏡。他沒承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我們大家都很高興,因為當時不叫“放棄”中央蘇區,而是說留下一部分人鞏固中央蘇區,其他人要去建立新根據地。
湘江戰役失利流落老鄉家養傷
新京報:長征出發時,你在哪個軍團?
劉:我在紅九軍團,羅炳輝是軍團長。我們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的,有20多個同學都到九軍團了。我是在九軍團第三師,一共5個同學在這個師。
我記得我們是10月3、4號的上午,從雲石山馬道口出發的。那個時間,從長汀、寧化都有部隊出發,中央當時有兩個縱隊,整體上是一三軍團打前衛,五九軍團打后衛。
走得很急,我隻帶了衣服、被單、鹽炒的豆子、干糧。大家還領了駁殼槍。出發時,毛主席對大家說,五次反圍剿失敗了,但我們三五年就能回來。
新京報:行軍過程中,經常遭到國民黨的追堵嗎?
劉:追得很厲害。最要命的就是飛機很多,每天在頭頂上來來去去盤旋。我們的裝備很差的,很多人連槍也沒有,所以白天不能走,晚上拿著火把趕路。就這樣,有時最多一天走100裡,平常走50、60裡。
新京報:據說你因為負傷和隊伍失散了?
劉:對。我們當時還沒到湘江邊上,就遇到湘、粵軍閥。湘江戰役失利后,有一天下午,我們二三百人在湖南宜章縣一個村子外開會。忽然有幾架敵人的飛機來了,向我們投了好多炸彈,我的右腿被炸傷了,彈片嵌進骨頭,當時就暈過去了。
等我再醒來,就是兩個戰友用擔架抬著我走的。但這麼重的傷,不可能一路抬著,所以到了藍山縣田心鋪,他們給了我7塊銀圓,把我放在了當地一個老鄉周老頭家裡。
被敵兵發現后隱姓埋名學裁縫
新京報:后來就住下養傷了?
劉:我剛到周老頭家裡大概兩個小時,就有四五個國民黨兵沖進家裡,要殺我。周老頭就跪下求他們,說,“你們不要殺他!不要在我家裡殺人!”后來,那些人搶走了我身上的文件、被單,能搶的全都搶走了。后來聽說國民黨追紅軍,追了3天3夜。
新京報:被敵人發現后,你還能待在老鄉家嗎?
劉:被國民黨嚇了這一次,周老頭就不敢讓我在家裡住了。他和另外一個老鄉把我抬到村后的山上,自己每天上山一趟,送紅薯給我吃。他還從山上找來些草藥,給我涂在傷口上,但效果不明顯,一個多月了傷也沒好。其實,老鄉對我很好,他們自身也難保,飯也沒的吃,還要管我。
新京報:你一個人在山上怎麼過啊?
劉:那段過得很苦。山上有狼、有虎。可是當時死都不怕了,也就不怕這些動物了。開始傷很重,不能動,隻能等著周老頭送飯給我。他養了一隻黃狗,每次看見黃狗,或者聽見它叫,我就大聲叫“周伯伯!周伯伯!”讓他知道我還活著,他就送紅薯給我。
新京報:傷好了之后呢?
劉:后來稍微好了點,好久也沒聽見槍響,估計敵人都走了,我就爬了一個下午,從山上爬回周老頭家裡。周老頭家沒錢,小孩又多,窮得自家人也沒飯吃。我就拄著個棍兒,在村裡挨家挨戶討飯吃。
新京報:有沒有試著追上大隊伍?
劉:我在村裡討飯的時候,聽說還有幾十個傷員留在這個村裡,可是后來一個也沒見,可能他們都犧牲了。那時候,我已經沒法追上大隊伍了,不知道隊伍開到哪裡去了。
新京報:那怎麼辦啊?
劉:追不上隊伍,又擔心被國民黨發現,我就想先在那個村子裡住下。我傷好以后,就跟一個姓鐘的學裁縫手藝。他很喜歡我,給我治好傷,我就給他當了干兒子,但沒告訴他我的真名,我說我姓肖。
做衣服掙路費返家鄉繼續革命
新京報:據說你后來又回到瑞金繼續革命了?
劉:我是1937年回到瑞金的。在鐘家,我待了兩年多。后來,聽說西安事變了,毛主席讓周恩來放了蔣介石,國共二次合作。我覺得時機很好,就一路給人做衣服掙路費,回來了。
新京報:回家后發現有什麼變化嗎?
劉:好多人不在了。我家是黃柏鄉上椴村的,當年村裡總共1000多人,有幾百個都去當紅軍了,差不多年輕男的都去了,好些女的也參軍。但一直到解放,村裡也沒幾個人回來,是不是死了,都不知道。
我自己家就是40多歲的母親和我老婆在家。
新京報:當時瑞金的形勢如何?
劉:瑞金有游擊隊。項英、陳毅當領導,一直堅持斗爭。
新京報:你做什麼工作?
劉:回來后,我組建了黃柏地下區委,發展黨員,開展游擊斗爭,繼續鬧革命。后來改編,進了新四軍。
新京報:現在生活還好吧?
劉:很好哇!我一個月拿兩千多塊錢,很多。就是身體不太好了(他脫下襪子,腳背上還有當年受傷留下的疤痕)。
新京報:會跟兒孫們講長征的故事嗎?
劉:現在我重孫子都有啦。我跟他們講,革命的勝利來之不易。講戰友的故事,不講自己。(講自己的故事)孩子們會說我吹牛(笑)。
新京報:回想起來,你覺得長征路上最艱苦的是什麼?
劉:最苦的是沒有糧食吃,在紅軍來之前,國民黨都跟當地老百姓宣傳說,紅軍殺人放火,所以老百姓不了解情況,就把糧食什麼的,都藏到山上去了,紅軍拿著錢也買不到吃的。
艱苦啊!紅軍不艱苦怎麼叫長征呢。
採寫:本報記者相麗麗
攝影:本報記者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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