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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悲壮的历史时，与当事人的心情和感觉肯定不同。

　　当我们以“伟大”的字眼仰望他们时，他们当时的感觉也许只有渺小和无助；

　　当我们以“光荣”的字眼歌颂他们时，他们当时的感觉也许只有苦难和伤痛；

　　当我们以“正确”的字眼评价他们时，也许他们当时的感觉只有迷茫和彷徨。

　　“我已经把死亡置之度外了,”胡耀邦在回忆红军长征时说，“没有任何选择。我们只能战斗下去。不战斗，也得被杀死。”

　　1934年12月1日晨，湘江之战进入关键阶段，红军十二个师中只有四个师和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其余八个师还在湘江东岸，面临被围歼的危险。凌晨三时半，一封中央局、军委、总政的指令在瑟瑟寒风中传到了一、三军团指挥员手中，指令说：“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向着火线上去。”湘江两岸的山峦田原中，双方投入厮杀的兵力合计近五十万人。敌我兵力之比是我一敌五。

　　当红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李小侠者，年约二十，同情红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为当地学生中之长于交际者。当红军退出遵义时，李小侠亦随红军而去。闻黔军进入遵义以后，李小侠之家属有七十岁之祖母，并有父母及一弟，均为王家烈枪杀。待红军二进遵义城时，李小侠已不能再见其全家矣。因此李小侠活动愈积极。当红军逼近贵阳时，李曾单身混入贵阳城中进行侦察。

　　徐特立先生，在红军中担任红军大学的政治教授，在雪山草地异常艰苦条件下，尚继续讲课。他的生活一如士兵，在长征中他未曾骑过半天马，天天走着，过草地时，他自牵着一条小驴子，驴子背上不少包袱毯子。在后河边上，毛泽东先生问他：“老同志为什么不骑驴呢？”“我的驴背了三个有病的学生的包袱毯子，我们走不要紧。”徐特立这样答复毛泽东。

　　1935年夏。某日。贺龙所部与敌激战于澧水河畔。敌占据鸡公垭制高点，以火力侧击，直扑红军，距总指挥部近百米矣。指挥部兵力甚少，情况万分危急。贺龙总指挥大喊：“贺炳炎，给我上！”其时，贺炳炎因“改组派”问题，被贬至管理科打杂。但其仍闻声而起，率几个警卫员，勇突敌阵，右杀左砍，竟退敌。使贺龙、关向应等领导得以脱险。

　　笔者在广州采访邓逸凡将军，将军说，长征途中，他因从旧军队来，被列为“审查对象”，取消了配有勤务员、运输员的待遇，由师宣传科调任军事统计工作。他尽职尽责，规范统计表格，建立报告制度，受军团长林彪赞扬。

　　红军长征途经云南时，邓逸凡因任统计员，需背全师的统计资料，特向某领导申请免背步枪。领导斥之为“动摇分子”，并令特派员暗中监视。过金沙江后某日，某领导清点人数，大惊：监视邓之特派员早不知去向，而被监视者邓逸凡则负重而行，精气神十足。

　　胡奇才回忆说，王宏坤讲究实干，不搞花架子，回到四军发现减员太多，立即进行整顿。全军将大师变为小师，保留二十八团、三十三团、三十四团和三十六团，将原十师三十一团一部和十二师的一个团拆散编入各团。将机关人员精简，充实到连队。王军长还从总部直属纵队带来四百多名伤愈的同志，分别补进了各团。四军人数为六千余人。军政委仍为王建安，原一方面军的高级干部陈伯钧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为洪学智。当时，这些干部一心一意干革命，能上能下，对大师变小师，没有任何怨言。像许世友同志对外称骑兵司令，实际上他那个骑兵师只有一百多匹马，不到二百人。

　　毕节市有开明绅士周素园，清末秀才。周研究马列主义，相信共产党。红军政治部将他接到机关住下。教导营学员们出自好奇，不少到他家里参观，看到他案桌上、书架上堆满了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的报纸杂志。红军到达毕节后，周素园积极要求参加红军。因为他很胖，行走不便，常常需要抬着行军。在红军离开毕节前，贺龙司令员亲自给他们组织了贵州抗日救国军，挂了牌，由周素园担任司令员。这件事在当地民众中影响很大，团结了一批人。

　　贺龙曾问周素园为什么没有逃跑。“我为什么要逃跑呢？”这位清末秀才一边回答，一边指着他书架上马克思、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者的书说，“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也是。”贺龙请他给军阀龙云和孙渡司令写信，他照办了。他在信里告诉他们，红军不是那么容易打败的，但红军并不是来同他们打仗的。他提醒他们，蒋介石希望得到云南，而且有前车之鉴，贵州的王家烈已被搞掉了。

　　红军在草地行军时，因为饥寒交迫，不少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同队的人看见了，虽然非常悲痛，但并不表示悲观失望，反异口同声地说：“同志，你已经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尽了最后一口气。”旁边的人插上一句：“不要紧，你的任务我们来完成。”“我们为中国的独立、解放流最后一滴血。”

　　徐特立拾得一块破红布自己缝作裤子穿着，身着一烂破皮袍，手持一根木杖，肩膀还背上八斤炒麦子干粮。常常听到他向一般军官问：“今天是否有仗打？没有封锁线吗？”他看见因病落后的人，一定停住脚步用湖南的口音说：“同志！努力跟上呀！快到宿营地了。”战士们闻得他老人家慈爱的声音，莫不兴奋起来。

　　林伯渠是个发须斑白、年近六十的老人家。他过去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在行军途中他戴着很深的近视眼镜，肩上背一袋麦子。不管黑夜和白天总是看见他左手提着一个马灯，右手执一根手杖。在等待渡河的岸边，他与红军战士讲辛亥革命的故事，数千饥寒交迫的战士围着这位老人凝神地倾听着，直到渡河为止。

　　红军长征中还有前湖北国民党省党部常务委员董必武及湖南教育界的名人谢觉哉两位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俩都担任红军政治工作，长途登山越岭，渡涉河流，始终保持他们的老当益壮的风度。

　　杨定华说，在陕西北部时，曾亲自听过东北军之被俘军官对红军中之妇女、儿童及老人表示惊叹和佩服，他们说：“你们真是有主义的呀！假如你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为国为民的目标，为什么这些老头儿、小孩子、妇女们跟你们跑两万多里？难道徐特立、林祖涵先生，邓颖超、蔡畅等女士都是为了没有饭吃才来的吗？”

　　红军大学在长征途中油印出版了一个校刊，名为《红炉》。刘伯承校长为《红炉》题写了刊头和发刊词。发刊词的大意是：我们学校是一个红炉，我们要在这个红炉中锻炼，努力学习军事、政治、文化，向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在这通红的炉火中锻炼出来。刘校长还带头为校刊写稿。当时红四方面军转战在四川、西康交界的险山急流之中，经常发生隘路战斗。刘校长认真总结了部队隘路战斗的经验，考察隘路的大小、长短，暴露或是隐蔽，定出适应隘路环境的战术，写出了《当前隘路战斗》一文，发表在《红炉》第一期上。

　　勃沙特说，红军的精神是令人赞叹的，他们的生活相当紧张忙碌，每天除了出操和练射击外，还坚持上课和读书识字。每个集体经常要召开互助会。开会时，那些新兵通常羞怯腼腆，大都热衷于为会议端茶倒水等等，而安排的发言，则都是他们的“苦难的历程”。一般他们将被要求当众谈谈自己在地主压迫下的遭遇，然后大家围绕着这些发言。其间，主持会的领导要随时引导大家，指出要点，并在最后作总结。当他们开始这些长篇大论时（是一种几乎每会都要说的单调而重复的报告），会发现很多人心不在焉。最后，领导们会发出“预备，唱”的口令，然后大家齐唱一首歌结束会议。

　　勃沙特回忆长征路上红军招募新兵的情景：每天有很多人到这里报名参军，他们大部分是农村娃子。红军要先问他们的姓名、年龄，有无疾病和是否抽大烟?然后问：“为什么参加红军?”回答几乎异口同声：“我们没吃没穿。”当红军允诺能有吃的，甚至还会有穿的时，这时那些人马上会提出一个要求：如果他们欠有别人的债，参加红军后是否可以就此罢了?（他们几乎都存在这一问题）答复是肯定的。这之后，红军将再提问：“愿参加反对地主的战斗或提供情报，并为天下穷人谋解放吗?”对此，那些人表示毫无疑义。

　　彭加伦在回忆录中对红一军团在白石渡的扩充红军工作有过生动的描述：政治部的门口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自动报名当红军。这个说：“同志，我去！”那个也说：“同志，我去！”工友们都自动报名了。有的自己去邀伙伴，一来就是十个八个，甚至几十个。年纪老的流着泪，对我们说：“同志，咳，可惜我老了，不是老了没用的话，我们也要跟你们去。”“我活到这么大的年纪，从没有看到这样的军队，从没有看到真正为民众得利益的队伍，你们一定要成功啊！”一时间，“干事去”即当红军去，成了工友们自己的口号。一大群穿得衣衫褴褛的工人，一下子就成为穿上新衣服的新战士了。童小鹏还清楚地记得一个姓黄的炊事员也领来了一个新战士，他高兴地对大家说：“哈哈!你们看，我也扩大了一个新战士，成分还是工人呢！”

　　红军因驱逐乌江北岸之侯部尚未成功，故后方部队在猴场停止。其间有一老者携一病者至，询之则称赣之莲花人，系萧克部红军过此时所留养居民家中之病兵，现在病将愈，愿随朱毛红军去。

　　当犹国才二进桐梓城时，红军政治部所派之地方工作团中有一儿童局书记（即专在儿童中活动者），年仅十三岁，由江西随军来，当时被犹军截断于娄山关附近之高山上，与红军失去联络。但此十三岁之童子毫不惧怕及失望，竟日夜爬山，走了两天三夜，终与红军会合。闻此童子在行路口渴而找不到一点水饮时，实在口渴不能耐，曾以自己之小便盛之于口杯中而饮之，以解口渴。

　　红军二渡赤水时，一渡赤水时留在老百姓家里的伤病员纷纷归队。红一军团一师宣传科长彭加伦有一段详尽的描述，他说：“有一天经过川、黔交界之猿猴地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婆婆站在路旁大声喊叫‘红军！红军！把你们这位哥子带回去。他的病已经好了’。接着这位老婆婆跑回家领出了一位青年人，她笑眯眯地把这位年轻人交给红军，还客气地对红军战士说‘红军！对不起，你这位哥子在这里没有招呼好！请不要见怪啊！’说完，这位老婆婆又跑回屋里拿了五个鸡蛋，十多个包谷粑粑，送给我们，并不接受任何钱物。”彭加伦在回忆录中还写道：“到达宿营地了，很多寄在群众家里的伤病员也一批一批地回来了，一个个吃得很肥很胖，军服都换了，大家都穿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几乎都不认识了。”

　　肖锋在1934年11月7日的日记中曾记载逃兵情况：“战士报告彭营长不见了，他是湘南宜章人，乡土观念重，据分析是回家了。他和我关系还好，昨晚把三千元苏区票子给我，我还以为他是交党费的，没想到他要回家，怪我太不警惕了，未能挽救他。”

　　“三人团”的另一个成员博古面对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自感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因此痛心疾首，不能自拔。聂荣臻回忆说：“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

　　何长工在回忆录中写道：二渡赤水之后，毛泽东找大病初愈的何长工谈话，让其到红九军团任政委。毛泽东对何说：你有善于团结人的美德，你是能够和罗炳辉这位起义将领搞好关系的。当时，红九军团是要离开主力，远离领导，单独执行别动队的任务的。何有些踌躇。在场的刘伯承忙说，既然主席让你去，你是有能力搞好九军团的。当时何无言以对，只是说：“党这么相信我，纵有天大困难，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红军占泸定县后，如向雅州前进，则仍须走向东南至汉源、荥经而达雅州。但红军将至泥头分县时，知汉源川军扼守高地，居高临下以待红军。红军当即改变方向，折向东北至天全河边，强攻天全河守军杨森部之六个旅。这一转动，使红军部队由大道转入高山小路。红军曾在化林坪驻军一晚。化林坪在四千五百米之高山顶上。此时已阳历6月初，但当晚气候极寒，次日晨出发时，四望皆系雪山，盖昨夜已下大雪矣。此时气候骤寒，而红军战士之棉衣早于云南丢掉，但红军士兵依旧人人面有喜色而毫无怨言。

　　任荣将军回忆过雪山下山时情景说：我们迎着刺眼的雪光，忍受着由于强烈雪光引起的头痛眼胀，艰难前进。有的同志摔跤，有的干脆坐在雪地上往下滑，衣裤磨破了洞，手脚磨出了血，只有开怀，没有怨言。

　　红军在爬雪山时虽然经过上山的疲惫和严寒胁迫，但一到下山的时候，“看啊！同志们！战争开始了，上起我们的刺刀，勇敢杀上前”的歌声，又震撼了山岳，喜悦的颜容毕露于每个战士的脸上。在下山的途中，大家闻得先遣部队陈光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了，更勇气百倍，都跑步下山。尤其当部队快进入达维时，看见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韩东山部的音乐队及战斗部队时，大家皆高举着红旗，大有旌旗蔽空之势，爆竹声放个不绝，更使整个队伍欢欣鼓舞起来！

　　胡奇才回忆过草地时说：那时的干粮袋子可珍贵了，睡觉时都枕在自己的头下，生怕被人偷去。胃肠的空虚，会促使人们的警觉性提高，同时也会使得一些人的心理变态。那些饭量大的同志饿得实在没办法，就偷偷摸摸占有别人的，被人抓住了，就吵一顿架。我是师政委，抓全师政治工作，每天都要处理粮食纠纷问题。部队为饥饿所困，人人饥肠辘辘，十分难耐。看到全师缺粮的情况，我同张贤约师长商量，拿出几匹马来杀了，分些肉给各单位。事先我作报告，请同志们团结一致渡过难关，不要再偷别人的一点点粮食了，走出草地我们就有办法了，现在就是把马全杀了，也要让同志们走过草地。红军战士觉悟高，经过途中思想工作，又杀了一些马分给大家，总算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后来把能杀的马也杀得差不多了，只好把牛皮制品用火烤烤吃，或用水煮煮吃。

　　红军连长邓金发负伤掉队，被江华乡的几个乡亲救起。为了躲避民团搜捕，乡亲们把他背进山洞，每天轮流为他送饭送药。邓金发伤愈后没有追上队伍，乡亲们又一次收留他，并帮他在山里成了家。

　　红三军团与敌军血战光华铺，当地群众趁着夜暗，把一百多具烈士遗体一具具扛进一座废弃的煤窑，解放后又自发地为烈士们修建了墓地。如今，在光华铺战斗中牺牲的红三军团师参谋长杜宗美、十团团长沈述清的遗骨就安葬在这里，墓碑上是他们的战友张震将军的亲笔题词。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