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于一九九二年因病去世已十个年头了，但他的革命一生，戎马一生的光荣经历，在我们的心中仍栩栩如生。父亲从一名红军战士在革命狱火中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他的革命精神，优良作风，崇尚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恋。

                                  （一）

   我们的父亲，原名宋丞塘，是安徽省金寨县古碑南畈乡柳树湾人。1914年生于一个佃贫农家庭。家中七口人，爷爷、奶奶、两个伯父、两个姑母、我们的父亲是老么。父亲的童年是给富人家放牛，放羊。十岁那年，奶奶咬着牙，狠狠心，托人硬把父亲送到私塾上学识字，这样，父亲断断续续上了两年半私塾。那时，家里因为穷，饭都经常没的吃，衣也破旧不堪，又经常拖欠先生的学费，常受到私塾先生和富家子弟的欺辱。后来，家里实在交不起学费，父亲就辍学了。父亲的孩童时期饱受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平。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召开，大别山地区党组织坚决贯彻了“八七”会议的总方针，从1928年夏开始，大别山风起云涌地“闹红”，著名的起义如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大霍起义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1928年夏，在地主家当长工的二伯父首先跑出去参加了红军，不久，大伯父也参加了赤卫队，1929年6月，我们的父亲参加了少年先锋队，当了中队长，同年八月又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跟随乡苏维埃的大人们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分地闹了革命。穷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了自己的田地，昔日土豪劣绅威风扫地。父亲开始感到共产党好，苏维埃好。1930年5月，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发出号召，动员苏区群众踊跃参加红军，迅猛扩大工农红军，用战斗保卫苏维埃政权。这样，1930年6月父亲不顾奶奶的反对，在二伯父（红军连长）的支持下，带头领着一帮少先队员参加了红军。当时，奶奶认为他最小，舍不得他离开家出远门，踮着小脚追了二、三里山路，哭着喊着要父亲回家去，当时父亲狠下心，义无反顾地走了，编入了一个红军连队当通信员。我们的父亲在鄂豫皖苏区参加了四次反“围剿”的斗争，参加了苏家埠、潢光、双桥镇等战斗，经过战火的洗礼，从一名红军战士成长为一名连职干部。

由于张国焘“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遭到重大失利，红四方面军被迫转移西进。1932年10月，我们的父亲来不及回家跟父母亲友告别，就紧急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沿途参加了枣阳、漫川关、子午镇、两河口等战役战斗。在川陕根据地，先后参加了空山坝等战役和强渡嘉陵江战役，由于作战勇猛于1933年8月转入中共党员。

我们的父亲于1933年11月任红73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兼师团委书记时，到基层部队检查指导工作，遭川军偷袭，头部负重伤，这是父亲第一次负重伤。

在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中，由于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错误领导，我们的父亲被迫三过草地，两爬雪山，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吃尽了常人意想不到的艰难痛苦，以超人的毅力，顽强的革命斗志，冲破一道道艰难险阻，坚持走出了草地，踏上了北上抗日的道路，参加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父亲准备跟随红四方面军总部渡黄河西征，不巧他所在的红31军要西渡黄河时，西渡口已被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抢占封堵，未过河的红军被阻断在黄河东岸。进请示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决定红31军等部不过黄河，向中央红军靠拢，向东北方向转移。这样，我们的父亲就没有参加西路军西征。1936年10月，在与国民党胡宗南部作战中，父亲奉命到前沿阵地侦察敌情指挥作战，被敌阻击手一枪打中拿望远镜的右手腕，被送下阵地后，军医检查发现伤口化脓感染，军医讲，要保命就要锯掉右手臂，父亲坚决不同意：“少了一只胳膊，以后还怎么打仗？！”并苦苦哀求军医无论如何不能锯掉右手臂，并请军首长出面讲情，最终右胳膊保住了，但父亲的右手指和腕关节却残废了，这是我们的父亲第二次负重伤。父亲在伤势治疗基本好转后，到红军大学学习了几个月。

                          （二）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同年8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红军先后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敌后战场，父亲当时任八路军延安留守处教导院教导员兼党委书记。1937年底，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组建八路军南下支队，抽调了一批在红军时期担任过营，团级的干部随支队南下支援新四军，以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父亲也被抽调南下，于1938年2月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编入新四军四支队八团教导队任教导员。1938年3月随八团挺进皖中抗日前线。1938年8月随八团东进皖东敌后。从此，父亲转战淮南淮北达七年之久，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2月，新四军军部张云逸参谋长来到皖中，直接指挥八团等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3月将八团扩编为八团和挺进团二个团，当时父亲在挺进团任营长兼教导员。

1939年4月，党中央给东南局和八团的电示中明确新四军江北部队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要迅速扩大部队，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5月，叶挺军长等领导亲临皖中四支队落实中央指示，并设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任总指挥，统一指挥江北各新四军部队。6月，在四支队基础上组织了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下辖8团、10团（原挺进团）、15团。父亲是10团第一任参谋长，不久，任副团长兼参谋长，40年11月任10团团长。

父亲是最早率部进入路东的先遣侦察部队之一。1939年6月，父亲就率10团进入路东的和县和江浦等地。8月到达了盱眙县和半塔集。参与了开辟古城、仇集、自来桥、老山嘴、嘉山的石坝等地区的工作，并率部参与了打击顽军的自卫战，镇压路东反动刀会和地主暴动，抗击日伪军“扫荡”等军事斗争，参与开辟发展和巩固淮安淮泗等新区的工作。

1940年5月，路东古城、李家楼子、永丰镇等19余乡镇地主武装在韩德勤的策动指挥下暴动。五支队罗炳辉司令员等支队首长率8团、10团迅速出击，坚决地把暴动镇压下去，路东其他地方准备暴动的地主武装，一看不好就没敢动。

1940年8月，五支队开辟淮宝新区。支队首长率8团、10团强渡南三河，进入淮宝区。当时，该地区反动刀会势力很大又有韩顽的支持，猖狂得很。父亲率10团经过充分准备，顺利地攻占了岔河集、双钩镇，一举抢渡成功，8团抢渡受阻，经过激战，多次打退反动刀会进攻，也过了河，经过10余次的军事打击，开展政治攻势，终于打开了局面，成立了淮宝县抗日人民政府。

1940年11月，父亲率五支队10团配合1师、3师打韩顽发起的兴化、曹甸战役，东渡运河，坚决阻击宝应、淮安日伪出援，战斗五天，击退多次进攻，完成了掩护苏中1师、3师的侧翼安全。1941年1月，父亲率10团开赴淮泗，针对反动刀会势力和韩顽的敌情，把武装打击和政策攻心相结合，成效显著，很快打开局面，成立了淮泗新区办事处（县级）。

新四军占领了淮宝、淮泗这个战略通道，使我淮南、淮北、盐埠、苏中与山东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刘少奇同志，谭震林同志等领导非常重视，1940年至1942年中，多次到五支队和10团视察工作并下达重要指示。父亲率10团（后番号改为14团），在1940年底至1943年9月间，基本上在淮泗，淮宝坚持了两年多。遇日伪扫荡，驻两县的政权单位和武装力量，包括抗大四分校，军事上统归14团指挥。而且在日伪扫荡中与韩顽的袭扰下，未受到损失。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后2师）4师领导都比较放心。

1942年4月，日伪军从运河上押送船队运物资到宿迁。父亲接到情报，率14团的两个营埋伏在运河两岸的泗阳三岔，打了一场伏击战。12日10时左右，日伪军约300人，押送船队大摇大摆地走进14团的伏击圈。父亲看时机已到，发出信号，14团指战员立刻用机枪、步枪开火，敌人倒下一片，接着冲锋号一响，指战员们举着大刀，发起冲锋，用大刀与敌展开肉搏，鬼子伪军一下子乱了阵脚，被大刀赶得乱跑，半个多小时才缓过神来，组织优势火力反扑，反复冲杀了几次，战斗打到太阳落山，鬼子伪军死伤近200人，残敌约100余人往运河上突围，被排字枪打回头，马上抢占了有土围子的高庄，多次施放毒气、火力压制、固守待援。当时，新四军装备比较差，机枪少，没有炮，弹药也不足，14团攻了几次都打不进去，战斗呈对峙状态。晚上淮泗日伪军出城增援，进攻迅速，父亲审时度势，果断命令撤出战斗。此战，打死打伤日伪军200余人、活捉鬼子两名、伪军30余名，缴获三八大盖枪30余只、掷弹筒2门、机枪2挺等武装弹药。全团上下认为打了一场硬仗，歼灭鬼子这么多，士气高涨，打鬼子的信心更足了。战斗胜利后，新四军2师、4师都来电嘉奖14团。

1942年10月，淮泗、泗阳，日伪军出动1600余人企图合击14团和县委、县政府。14团化整为零，以连排为单位，避实就虚，侧击袭扰，四面开花，搞的敌军昼夜不宁。为尽快打破敌扫荡，经侦查决定组织一个营奔赴敌占淮泗城，打闹淮泗，歼敌一部并缴获了30余匹敌骑兵的大洋马，逼迫敌扫荡之部马上回撤淮泗等部出处，粉碎了敌扫荡。1943年3月，日伪又出动近2000余人扫荡我淮泗区，14团用相似的方法抗击敌人，敌人又没占到多大便宜。韩德勤乘日伪对我扫荡，又亲率独6旅等三个师旅的主力夹击侵占我路东根据地。新四军4师和2师一部发起了山子头战役。14团接到4师参战命令，立即研究决定，政治处汪主任率三营坚持淮泗反“扫荡”，父亲率一营二营等赶往山子头参战。14团参战部队穿过日伪据点缝隙，水陆兼程近300里路，终于按时赶到参战地域接受4师指挥，14团配合4师11旅攻歼独6旅，14团一战歼灭韩顽敌一个营，二战（13团配合）歼灭韩顽旅部直属队，缴获大量的军事弹药和军需物资。山子头战役，共歼韩顽敌2个半旅（师）约1万余人，韩德勤本人也被活捉。此战役彻底摧毁了苏北韩顽敌的力量，韩顽敌已无力进攻了，三角斗争转变为两角斗争了，敌，我，顽斗争转变为敌，我斗争了。

1944年10月，国民党广西军趁日军扫荡之机，以两个主力团向我津浦路西根据地进攻夹击我新四军2师，2师决定给予狠狠打击。11月，2师谭震林指挥5旅和18团在鸡岗一线激战两天，全歼桂顽第7军171师“精锐”主力512团（4个营）2200余人。当时父亲任13团团长，指挥13团及旅属炮兵连担负主攻敌512团团部及一个营任务，先在上杨家庄外打了一场遭遇战，13团猛打猛冲一举歼灭桂顽200余人，并迅速用5个连包围了上杨家庄。父亲命令炮兵连用山炮打圩墙工事，并发令“炮打不准，杀头！”炮连连长亲自请战，亲自抄炮瞄准，“轰”首发命中，又连打几炮，弹弹命中。团突击队紧跟着炮弹落点，一下子冲过了圩墙工事缺口，突入上杨家庄，13团后续部队紧跟着也冲进了庄子，与桂顽展开肉搏战。不到一个小时，桂顽挺不住慌乱向庄外突围，又遭到旅属骑兵连的截杀，桂顽死伤累累，活着的纷纷举枪跪地求饶，连桂顽512团上校团长蒙培骏也被13团指战员活捉。占鸡岗歼灭战的胜利，大大改变了津浦路西地区的反顽斗争形势，增强了根据地军民的胜利信心。刘少奇同志从延安来电表扬说：“自有红军以来，从来没有一仗消灭广西军主力这么多！”陈毅同志说：“一次歼灭桂军四个主力营，在我军战史上还是第一次。”

我们的父亲，还参加了半踏保卫战，黄 庙自卫反击战，定远东兴集、陈圩子歼灭战等几十次战役战斗，为保卫淮南根据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

解放战争初期，罗炳辉率新四军二师主力北上鲁南，参加津浦路中段阻击战役，父亲也随同北上。

1945年11月3日，陈毅，罗炳辉新四军首长亲自指挥了2师和八路军8师一部在鲁南滕县的界河伏击歼灭了国民党吴化文部4000余人。父亲当时率2师5旅13团在陈毅，罗炳辉首长的直接指挥下，率13团连续作战，担任主攻南界河的突击任务。经三个小时的攻坚激战，一举歼灭吴化文部一个主力团1300余人。首战告捷，在鲁南的几个月里，13团又配合兄弟部队打了两仗歼敌一部。

1946年6月，父亲任新四军2师5旅旅长，奉命南下淮南，担当掩护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和淮南军区党政军机关的总撤退任务。当时我掩护部队的正面敌军主要是国民党五大主力的两支：敌74师和新五军。敌强我弱，任务艰巨。进攻5旅的正面敌军是新5军的两个师和74师的一部，面对强敌，父亲率5旅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不断给敌以杀伤，有效地阻滞敌军的进攻。一战六合东旺庙歼敌74师一个连，二战天长张公铺歼敌74师一个营，三战天长县城阻击新五军飞机，大炮的四路进攻，反复冲杀，激战三天，给敌以相当杀伤后撤出天长，前后歼敌约2000人。

部队撤出后，谭震林首长亲自到5旅旅部传达华中分局、华中军区的指示：命令5旅掩护总撤退，任务完成后，自行选择后撤路线。接受任务后，父亲和邓少东政委商量，决心在马坝、车扬成、商桥一线坚决堵住敌军北进，完成任务后，仍从三河北撤。父亲立即布置阻击任务和撤退的准备工作，率5旅又顽强阻击了两天，分多路顺利渡过三河北上淮安，胜利完成了掩护总撤退任务。

1946年7月，苏中战役打响（苏中七战七捷）。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再三要求调山东野战军主力5旅参加苏中战役，但陈毅司令员（山东野战军）考虑到鲁南和苏北敌军态势，不同意5旅南调，两人意见相左，僵持不下，“官司”打到中央军委，最后毛主席决定5旅南调苏中参战，并做了陈毅同志的说服工作，陈毅司令员顾全大局，最终同意调5旅南下参战。这样，父亲率5旅7000余名指战员参加了苏中战役。首战东陈击溃敌两个交警大队后，参加了如（皋）黄（桥）路战斗。于8月25日，5旅隐蔽地进入如皋西南地区集结。第二天，如皋守敌187旅、79旅的一个团向西接应黄桥99旅，黄桥敌99旅离开巢穴后，华野首长令我6师围歼敌99旅，我5旅配合1师围歼如皋之敌。当天中午战斗打响，下午4时5旅切断了敌回如皋的退路，并准备阻击如皋继续出援之敌。5旅以两个团围攻、一个团打援，13团插入谢家甸东北姚庄，14团插入谢家甸以北，15团进至十里墩一线阻击，5旅经一夜的努力，完成了对敌包围的任务。27日上午，如皋守敌又出动一个团增援被围之，该敌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向15团二营发起冲击，全营把敌军放到前沿39米处，突然开火迎头痛击，一营也随即投入战斗。经过30分钟的激战歼敌一个营后，15团乘胜追击，歼敌仓皇退回如皋。这时，谢家甸之敌开始多路突围，父亲当机立断命14团迅速插到敌突围的主要方向上，在十里墩西南公路两侧构筑工事阻击。在敌187旅一个前卫营被歼灭后，敌以三个团的兵力在十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向我14团阵地猛攻，敌人在督战队和军官的威逼下，如潮水般地一波又一波的向14团阵地猛扑，部分阵地被敌突破，14团立即指挥部队侧击突围之敌，与敌展开肉搏战，扰乱了敌人的队形，歼灭突围敌一部。这时，父亲命13团，15团迅速出击，将突围之敌分割包围于谢家甸野外的庄稼地里。13团趁敌混乱之际，猛打猛冲歼敌约200余人，全旅此时，发起猛攻全歼突围之敌，打扫战场时14团六连战士从河沟的水中拖出了个大胖子，原来是敌187旅少将旅长梁采林。如黄路的战斗，5旅歼敌少将旅长以下3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27日谢家甸战斗结束后，华中野战军首长命令5旅扩大战果，夺取黄桥。8月29日夜，5旅经过一夜行军，包围了黄桥守敌160旅一个加强营、一个谍报队和土顽一部，30日下午，14团一营首先发起进攻，二营从黄桥东面一举突破敌前沿，向敌纵身推进，对敌桥头堡碉堡楼等坚固火力点，用迫击炮抵近发射，掩护爆破。这时，13团、14团一部也突破敌前沿，向纵深前进，5旅指战员发扬近战夜战，用炸药包手榴弹开路与敌展开巷战，逐步将守敌压缩在街西及西北脚。5旅在加紧军事压力下，还开展政治攻势，组织火线喊话，被围之敌见突围无望，于8月31日向我5旅缴械投降。攻占黄桥歼敌1000余人。苏中战役中，5旅歼敌约4000余人。

苏中战役结束后，父亲率5旅北上淮泗休整待命，于1946年10月和12月两次参加了涟水保卫战。父亲调6师16旅任政委与兄弟部队一起对国民党军74师等部再次较量，在战斗中父亲头部受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给敌以重创，后奉命撤出战斗，转移山东。

1947年2月，父亲任六纵16师政委，率部参加了莱芜战役。16师主攻土丝口，与敌新36师激战三昼夜，歼敌数千，攻占了土丝口镇。

1947年5月父亲率部参加了孟良崮战役，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终于全歼了敌五大主力的“王牌军”整编74师3 .2万余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对震撼敌军心、沮丧敌士气、鼓舞我军民胜利信心有重大的深远影响,连蒋介石都哀叹74师被歼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1947年7月，父亲率部随六纵参加了南麻，临 战役，与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11师等部作战，因敌战斗力较强，环型工事坚固，又遇连日暴雨，极大影响我军战斗部队的攻坚作战，此役打得十分艰苦，歼敌一部后主动撤出战斗。

1947年7月底，父亲率部两渡黄河，在陈毅粟裕首长的指挥下，参加了山东运城沙土集战役，配合兄弟部队歼敌整编57师。不久，又协同兄弟部队越过陇海路，歼敌八个保安团，在新区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有力地支援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反攻。

1948年1至2月份，父亲调任豫皖苏第四军分区任司令员兼地委书记。对开辟新区、发动群众、肃清顽匪、建立人民政权、扩大人民武装等做出了成绩。尤其是淮海战役打响后，1948年11月中旬，父亲奉命指挥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和五个县大队，担负阻击敌黄维兵团东进援徐（州）的任务。经过战斗，有效地牵制阻滞敌黄维兵团东进达18天，圆满完成了任务，为全歼黄维兵团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949年4月，父亲任华野25军74师师长，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突破江防后，截歼南京等地南逃之敌，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军的胜利。5月，率部参加了上海战役，攻克吴淞，攻占崇明岛，并率部进军浙江与兄弟部队一起横扫国民党残军。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的父亲继任25军74师师长，参加了皖南和浙江的剿匪斗争。

1950年3月开始，父亲先后调任华东军区22军副军长，舟山前线海，陆，空军总指挥。同年5月，参与并指挥了解放舟山群岛的战斗。随后，父亲随22军驻守舟山群岛。

1952年5月，父亲奉华东军区命令，由他带队率22军、23军、24军、25军等四个军和皖南军区、苏南军区共84位师团长和个别军的参谋长入朝，在志愿军军部带职学习七个月，学习的任务是了解美军等敌军的作战特点、武器装备、兵力情况等。回国后，对所属部队开展有针对性的作战训练，积极提高我军对美军等敌军的作战能力。

1954年6月，父亲调华东军区任装甲兵副司令员，参与领导了华东军区装甲兵的建设。

不久，南京军区成立。1955年7月，父亲奉命组建南京军区装甲兵领导机关，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任职五年里，父亲付出了很多心血和辛劳，把南京军区装甲兵从组建开始的二十余名机关干部、一个坦克团，发展成两个坦克师、一个教导团、三个训练基地的司政后齐全的集团军。他经常深入基层部队调查指导工作，极力为下属部队想法设法解决实际问题和一些困难，工作中言传身教，艰苦奋斗，工作中经常没有上下班时间，有时带病坚持工作，曾经两次昏倒在训练场和建设工地上。父亲在南京军区装甲兵工作期间，多次受到军委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表扬，曾受到军委装甲兵党委的表彰。父亲为南京军区装甲兵的建设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0年5月，父亲调南京军区任副参谋长。同年被选送到北京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高干班学习一年。

在南京军区司令部工作期间，父亲先分工抓部队作训工作，后来主抓民兵的组织训练工作。四年中，他基本跑遍了军区三省一市范围中部队师团以上作战单位或基干民兵团以上单位，往往一年有四至五个月在基层调查研究，主抓了十几篇对部队作训和民兵组织训练工作有指导价值的调研报告和经验材料，推动了部队与民兵作训建设。父亲因长期工作劳累得了重病，仍放不下工作，最后军区党委下命令，他才住进了南京军区总医院治疗（后转上海华东医院）修养三个多月。

1965年10月，父亲接军委命令调安徽省军区任第二政治委员（当时第一政委由安徽省省委书记李葆华同志兼任），不久被安徽省省委增选为省委常委。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的工作更忙了，部队内部的事要管要问，地方省委的事也要过问，尤其是在11月份安徽省军管会成立后，父亲时任军管会副主任，“抓革命，促生产”两手都不能松，他的日工作量通常达到13个小时以上，有时通宵达旦不能休息，每天要处理军队与地方许多事务，实在处理不了再向中央和南京军区报告。当时父亲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做法和讲话很有看法，作了坚决的抵制。在“文革”期间，父亲千方百计地保护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全力保护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同志、省长黄岩同志、省委书记任质斌同志等等。在安徽省造反派揪斗体罚李葆华等同志时，父亲及时用专线向中央领导报告，周总理接报告后明确指示：要保护李葆华同志，就是有问题也是人民内部矛盾。父亲接到指示，立即通知省军区独立2师部队出面把李葆华等同志送到部队营区秘密保护起来，让他们休息治病，父亲的言行被举报到中央文革康生处，康生就对父亲大扣政治帽子，并与林彪反党集团勾结起来，通过军队系统整严光和父亲。1967年夏并把父亲揪到北京办“学习班”批斗，罗列罪名，撤消了父亲党内外一切职务，于1969年底下放部队农场劳动改造三年多。

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父亲进行了多次申诉，一直到1972年9～10月间，父亲才被解除了劳动改造，中央军委重新安排了他的工作，调江苏省军区工作。

1975年，叶剑英同志主抓军委工作，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抓总参工作，开始大力整顿军队工作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下达文件，推翻了父亲在“文革”初期被强加的莫须有“问题和罪行”，同时恢复了原职，任江苏省军区政委。

1982年军委命令父亲调南京军区政治部任顾问，父亲在任顾问期间根据中央要求：在世的一些老红军，老干部多写些革命回忆录和一些文史资料。父亲也抽空收集了一些资料，作了一些调研，约有五六篇出版发行，但多数没有成稿或出版发表，给父亲和我们留下了缺憾。

                          （五）

1983年经中央军委批准父亲离职休养。父亲虽然形式上离了职，但思想上仍然没有退岗。父亲戎马一生，打了几十年的仗，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他的生命、他的灵魂已自觉地熔入了军队建设和根植人民之中。他对部队工作、军事工作深有感情，时刻关注部队建设，时刻关注国内外大事，天天看电视新闻联播，后来眼睛视力不好就听，雷打不动。

父亲一贯心系人民群众，联系群众、关注群众的疾苦。父亲不论在职时，还是离休后，只要到基层，总要问问基层指战员（工农群众）的工作、生活情况，能解决的立即解决好，不能解决的把情况问题带上来或转达有关部门办理，并适时给有些领导提些建议和改进的方法。父亲通过电视和广播看到或听到哪些地方发大水，哪个地区闹旱灾、虫灾，群众缺吃少穿等，他都很关注。据我们子女所知道的，父亲关心国家的文化建设，捐赠放映机两台，先后捐款捐物有8次之多，尤其是91年夏季，安徽、江苏省两地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当时父亲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仍心系灾区，关心灾民生活，积极捐款捐物支援灾区。父亲心系贫困地区的儿童教育，父亲曾一次捐建贫困地区“希望书库”一处。

父亲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在六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父亲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和组织指挥领导才能；他治军严谨、英勇善战、指挥果断、机智灵活，具有非凡的胆识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他严守纪律、服从组织、顾全大局、襟怀坦白、刚直不阿，具有坚强的党性观念，他始终保持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是我党我军的骄傲！父亲不愧是人民的好儿子，父亲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发扬、光大！

父亲——永垂不朽！我们永远怀恋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