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文稿本来不打算发了，但是看后觉得还是发一下为好。原因是这类事本无聊，对读者来讲没什么价值，转而一想，既然作者写了，而且有了回应，甚至成了笔墨官司，那么就得出一个警示：无论是谁，对无聊的事既不能随便说，更不能随便写。

　　于光远发表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二期的文章（题目为《我所知道的江青》）中，有关于我父亲包之静的一段文字，现抄录如下：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挨批斗的人中的一员，在挨批斗中有一段时间是住在自己家里出门挨斗，两年之后的1968年，我被集中，住进了“牛棚”。那时“牛棚”成了时尚。中宣部的“牛棚”设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大院里。有许多机关都在市委党校设“牛棚”。我们中宣部占了一座楼。中宣部的“黑帮”占了好几间房。我、袁水拍、包之静、吴寄寒、林涧清，还有一个副处长，我记不清是谁了。六个人住在一起。因为我们是“牛”，不让我们睡床，躺在地板上。我们六个人，白天都要在茶几旁边写“交代”。除非接受外调，不管有没有话可说，一定要这样趴着写“交代”。晚上被关在“牛棚”没人管，大家就胡说八道起来了。我们说的话，尤其是包之静讲他同江青过去相识的事情也就没遮拦地讲起来了。包之静说，他和江青在上海的亭子间睡过觉，可是到北京后她就不理他了。我们就“斗争”包之静，说你是不是还妄想江青保你？幸亏她把你忘了，否则也许你就没有命了。包之静还说，这件事我告诉过上海的汪道涵。有一次我去上海问汪道涵，汪道涵说他的确早就听包之静告诉过他这件事。如果那时房间里有窃听器，我们全是“现行反革命”。

　　这段文字的“要害”，即实质内容，是包之静说他和江青在上海的亭子间里“睡过觉”。

　　于光远文章的这种表述，是不真实的，也是错误的。

　　实际情况是，1934年春，我父亲包之静和几个青年学生，由先行出狱的有家庭背景的狱友帮助，通过活动，由蔡元培（为首）、于右任、李石曾、张静江四位国民党元老，共同向国民党政府军政部保释，从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出狱。出狱后，由于家境中落，而且蹲了两年监狱，已无力继续学业（上海复旦大学）。此时他已得知他的堂叔包叔元（即叶籁士）、好友马继忠（即唐纳）、佘增涛（即林史枚）等都在上海从事电影评论及其他进步文化工作。由于生计的考虑，他便于同年夏天到了上海。

　　我父亲到了上海，先是住进了由唐纳和林史枚合租的住处（可能就是亭子间）。地点是当时“法租界”福熙路四明村。此前电影界的赵丹也在这里住过。

　　我父亲为什么出狱后不久就去了上海，并且住进了唐纳、林史枚合租的住处呢？因为唐纳是他的苏州同乡，入狱前我父亲介绍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唐纳和林史枚又都是苏州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成员。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同志。

　　也就是在这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江青走进了唐纳的生活。他们二人同在电影界，江青是演员，唐纳从事影评及其他工作，同时又是恋人关系，所以江青有时也来他们几个人合租的地方住。

　　江青到这个地方住，是奔唐纳而来。即使住也是和唐纳住，或同大伙合住。这同和包之静“睡过觉”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我父亲同江青相识，完全是因为有唐纳这层关系。唐纳是我父亲的好友，江青是唐纳的恋人，而且我父亲和唐纳当时都从事电影评论工作，江青也是电影圈子里的人，都在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彼此之间成为朋友是很自然的事。

　　大约过了一年，即1935年，我父亲、唐纳、林史枚都从福熙路四明村搬出。我父亲住进了巨籁达路的有英小学（该小学有房屋出租），唐纳和林史枚也另觅住处。就是分开以后，唐纳和江青有时还来有英小学找我父亲，并且与该校教员、后来成为我母亲的沈文英相识。

　　在当时，我父亲与唐纳的友情是很深的，也是很够朋友的。在此后的时间里，唐纳和江青的关系几起几落，唐纳为此几次自杀（未遂），我父亲都是为唐纳尽了力的。一次，江青谎称母亲有病，逃出上海去了济南。我父亲怕唐纳出事，还专程去济南找江青回来。

　　1937年秋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结婚地点就在苏州胡相思巷唐纳的家里。

　　从这段经历可以看出，当时我父亲既是唐纳的朋友，又同江青熟识。这是没有什么需要回避的。

　　1951年4月，我父亲从山东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此后除有两年调任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直至“文化大革命”，都在中宣部工作。

　　我父亲和江青，特别是开始那几年，都在中宣部工作，而且又是在中南海，见面和相遇是必然的。此时的江青，由于地位的变化和性格上的原因，回避我父亲是有她自己的考虑的。但这种回避，其实主要是因为唐纳，是回避她与唐纳曾经有过的恋人关系。

　　我父亲这个人，受过高等教育，会几国外语，很开朗，性格随和诚实，朋友很多。特别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在一起时，爱说爱笑。他的这一品性，了解他的老同志都知道，家里人也知道。所以当“文革”到来，中宣部被砸烂，他们这些“黑帮”除了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交代，除此之外无所事事，又是同上述几位平时就很要好的“黑帮”在一起，也就难免“口无遮拦”地闲扯起来。但即使如此，他也决不会避开唐纳，说出那种既不是事实，又愚蠢透顶的话来。

　　至于说到汪道涵，那更是他很早的朋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俩在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时，就是很好的朋友。到北京后，我父亲供职于中宣部，汪道涵供职于一机部。两人虽不在一个部门，却常来常往。所以说，如果我父亲向汪道涵提起过江青，很有可能是在“文革”前的北京，或更早是在淮南。而且当涉及江青时，必然要说江青和唐纳的关系。绝不会避开唐纳，说他和江青在上海的亭子间“睡过觉”。

　　关于我父亲同唐纳及江青的关系，我母亲很清楚。就是在孩子们中间，我父亲也不回避。他早就对我说过，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他与唐纳、江青都很熟，还在一个亭子间住过。

　　以上所述，只是为了澄清事实，避免在读者中传播不真实的信息。

续

　　我上面的这篇文章，是于光远文章发表当月（2006年2月）写出来的，目的在于公开发表，对他的不实之词进行驳斥。经反复考虑，于光远毕竟是位老同志，又是我父亲生前的好友，最好还是同他见见面，把事情说清楚，由他本人设法纠正。

　　出于这种愿望，我于2006年3月1日（下午五时前）到了东城区他的家里。我与他及他的夫人就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及其他有关情况谈了两个多小时，八点多钟才回到家。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于光远很少说话，主要是我讲。但他对我父亲在上海的那段经历有兴趣，叫我把有关的人名和地名写下来。我给他写了“唐纳、林史枚、包之静”“叶籁士、包叔元”“复旦大学”“上海法租界福熙路四明村”“苏州胡相思巷”等。他看了说，你给我说了不少材料。

　　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就是要向他说明，江青是在什么情况下到我父亲他们的亭子间住过，是因为谁才来往的，并不像你（于光远）文章中说的那样，我父亲跟江青“在上海的亭子间睡过觉”。他们之间没有你（于光远）说的那种关系。但于光远坚持他在文章中的说法。

　　我父亲对我说过，“三十年代在上海，我和唐纳、江青都很熟，还在一个亭子间住过。”如果他在“牛棚”不是这么说的简化到最大限度，也只能是“在一个亭子间住过”或“在一个亭子间睡过觉”。即使是后者，也与直说他和江青“在亭子间睡过觉”不是一码事。这里只要去掉“一个”两个字，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后者是排他性的，而前者则不然。

　　于光远在文章中说，我父亲在说到这件事时还说，“这件事我告诉过上海的汪道涵”。当时时间是1968年，地点是北京市委党校里的“牛棚”。而此时的汪道涵正在北京百万庄一机部的一个研究所。而且建国后汪道涵一直在北京工作，战争年代则一直在根据地，并不在上海。汪道涵去上海任市长，是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此时我父亲已去世8年了，何以能去上海告诉汪道涵？

　　后来，我又找了原中宣部的一位老同志。这位老同志说，你父亲跟江青、唐纳的关系，他跟我说得很清楚，根本没有他（于光远）说的那种事。并且说，“文革”期间，你父亲从来没有表示过要江青出来保他，这些事组织上是很清楚的。这位老同志还说，改革开放之后，他曾趁访问法国之便，在巴黎会见了唐纳（当然是由于我父亲的关系）。当他到了唐纳自己开的高档酒吧时，唐纳正在喝着酒等他。他们谈了我父亲的情况，唐纳还特意询问了我们子女们的情况。分别时，唐纳还给我母亲捎了一封短信，要我母亲节哀保重。

　　考虑到于光远年事已高，我劝自己还是忍了吧，于是这篇文章就这么压了下来。

　　然而2006年10月27日，我看到了《炎黄春秋》在《作家文摘》上发的一篇征订广告。《炎黄春秋》自称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性月刊”，而且特别强调该刊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

　　鉴于此，为了澄清事实，清除于光远文章在读者中的影响，我必须将事情的真相公之于众了。

包之静简历

包之静，1912年生，苏州人。1930年夏考入上海东南医科大学，后转入复旦大学。1931年夏因病回家休养，参加了苏州世界语学会及社会科学研究会。1931年冬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任县委委员。此后经他介绍，发展马继忠（唐纳）、佘增涛（林史枚）、徐寿娟（罗琼）等加入团组织。 　　1932年春，由于叛徒出卖，在家中被捕，被判八年徒刑，关进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1934年春，因查无实据（未承认团员身份），经保释出狱。 　　出狱后，于1934年夏到上海，同马继忠、佘增涛及叶籁士、胡绳等人一起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参加救亡工作的同时，积极寻找党的组织。后于1938年夏在汉口经中共湖北省委郭树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后，受组织派遣（郑位三）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此后一直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先后任《前锋报》（新四军五支队机关报）主编兼社长，《新路东报》（中共津浦路东区党委机关报）社长。1943年任《淮南日报》（新四军二师及中共淮南区党委机关报）社长并兼新华社淮南分社社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调任《新华日报》（华中版、中共华中局机关报）副社长兼新华社华中分社副社长（社长范长江）。内战爆发后，1947年初随部队转移到山东，任《大众日报》（中共华东局机关报）副社长兼新华社华东分社副社长（社长匡亚明）。1948年底，《大众日报》社进驻济南，改为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包之静任《大众日报》及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社长兼总编辑。 　　1951年冬，调北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副处长，1953年初，调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徐迈进）。1954年底调回中宣部，任新闻出版处处长。 　　1964年初，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文革”开始后，中宣部被砸烂，因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倾向，成了重点批斗对象。 　　1969年秋，离开北京去了宁夏贺兰县中宣部“五七干校”。1971年10月逝世。 　　1973年春，当时的中宣部军管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包之静举行了骨灰送葬告别仪式。 　　1979年春，恢复后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包之静等6位同志举行追悼大会。追悼会由胡耀邦主持，朱穆之致悼词。参加追悼会的有胡乔木等许多领导同志。追悼会上，为包之静进行平反昭雪，肯定了他一生为革命做出的贡献，结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