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24日，党中央派戴季英同志到四支队工作。戴季英同志到四支队以后，与高敬亭同志研究如何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将部队改编后尽快东进的问题，确定了东进日期。

1938年3月4日，戴季英同志赴汉口向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同志汇报，3月8日，高敬亭同志即率领部队从红安县七里坪地区出发，向安徽金寨地区开进。根据长江局的决定，成立四支队军政委员会，高敬亭同志为军政委员会主席，戴季英同志为副主席。四支队到达皖西流波疃时，与桐柏山红军游击队编成的第八团会合。至此，四支队的全部兵力集结完毕。

在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同志组织下，四支队政治部在东王庙召开了万人军民抗日誓师大会，汪登科代表四支队做了宣传抗战的动员报告，大会开得隆重热烈，对动员当地工农学商各界投入抗战起了很大作用。

四支队全部集中完毕后，高敬亭同志因身体有病，经长江局批准，回金寨双河区休息养病。部队由戴季英同志和参谋长林维先同志率领于3月底离开流波疃向皖中抗日前线挺进。四支队挺进到舒城干河汊时，戴季英主任热情接待了奉周恩来副主席指示由武汉来归四支队领导的“东北挺进纵队”，遵照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戴主任安排“东北挺进纵队”越过淮南铁路，进入皖东含山、全椒县一带活动。在当地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积极发动群众，挺进纵队很快发展到1500多人，武器装备也有很大改进，轻重机枪有三十多挺。后来该部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

四支队挺进到皖中抗日前线后，各团迅速在无为、庐江、巢县地区展开活动，待机歼灭日伪军。5月中旬，高敬亭同志率领四支队手枪团离开双河，抵达舒城县乌沙镇。不久，董必武同志奉中央之命来到乌沙镇，戴季英接到指示赶来乌沙镇参加董必武同志主持的会议，董必武同志传达了党中央要求四支队东进并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会后，戴季英同志返回前线。

侵犯华中的日军在占领安徽芜湖以后，其第六师团于1938年4月23日渡江北犯，侵占了和县、含山、巢县等地，皖东、皖中形势一片混乱。在此危急之际，新四军四支队第九团一部在1938年5月12日8时许，在巢县蒋家河口胜利伏击日军，歼敌二十余人，缴获步枪十余支，机枪一挺和日军军旗等，我军无一伤亡。蒋家河口首战告捷，打响了新四军抗日作战的第一枪。此次胜利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增强了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同时也震惊了患有“恐日病”的国民党军。新四军首长来电嘉奖了参战部队。5月16日，蒋介石给叶挺致电：“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蒋家河口战斗的胜利，也是四支队成立后对日军首战胜利，四支队司令部、政治部立即发了战报，支队政治部立即编印了宣传材料，下发部队，号召支队指战员向参战部队学习。

1938年下半年，四支队在合肥至安庆，合肥至六安等公路沿线积极对日伪军作战，大的战斗都由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同志亲临指挥。这一期间，共歼灭日伪军两千多人，俘虏敌人十名，击毁敌人汽车一百五十余辆，歼灭勾结日军的反动武装三千余人。

1938年7月，戴季英主任由前方回到四支队政治部驻地舒城县东蒋冲韦家大湾，此后，戴季英主任把工作的主要精力投入到组织发展抗日武装上来。在中共安徽省委工委的领导和协助下，积极动员了皖中、皖西地方的党组织，展开了全民宣传运动，发动广大群众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在很短的时间内，皖中皖西各县相继组织了几支抗日游击武装。

为了迅速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戴季英主任把政治部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和警卫队的老战士派出去，宣传群众，扩大部队。战地服务团在程启文团长、汪道涵副团长的领导下，先后在无为县和皖西其他各县进行扩军工作。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工作，组建了一支四百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被命名为“四支队抗日先遣队”，程启文和汪道涵同志分任正副司令员。

在此期间，戴季英主任亲自把庐江、无为、舒城等地的游击武装集中起来，发展为两千多人的“江北游击纵队”，戴季英同志任纵队司令员。随后，戴季英同志又组织林英坚、漆德庆同志在六安、舒城地区组建了近千人的抗日游击纵队，高敬亭司令员派梁从学、王少川同志在寿县定远地区组建的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和张学文领导的无为抗日游击支队等部，这些部队加在一起，使四支队的兵力总数达到了九千多人。

抗日游击武装扩大后，国民党政府不供给部队的装备和粮饷，戴季英同志在物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方面请地方党组织协助，一方面派专人外出筹措活动经费，经过多方努力，仅在舒城地区，群众和地方党组织就支援了部队一百多万斤粮食和三千多套棉军衣及八百多支步枪。

1938年8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新四军军部要求四支队迅速向皖东挺进，但四支队一时难于全部东进皖东，周恩来副主席征求了戴季英同志的意见后，要求四支队八团首先挺进皖东地区。戴季英同志根据长江局和军部的指示，找八团政委林恺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并从游击纵队的经费中拨出二百元大洋作为第八团的东进经费。8团奉命从皖中西汤池出发，于9月挺进到皖东肥东、全椒、滁县地区。

1938年11月，新四军张云逸参谋长率领军部特务营两个警卫连过江来到舒城，加强江北部队的领导，组织四支队主力部队继续东进。戴季英同志协助张云逸同志作了大量工作。同年12月下旬，戴季英同志陪同张云逸去立煌县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谈判，经谈判，对方承认了我军新组建的以戴季英为司令员的江北游击纵队，达成了我四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活动区域的协议：四支队挺进到淮南路以东，以津浦铁路的蚌埠到浦口一段的两侧为活动区域；江北游击纵队以无为地区为活动区域。这个协议的达成，有利于四支队和华中我军的发展，符合党中央、毛主席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精神。

1939年3月，四支队高敬亭司令员、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四支队机关和直属部队东进皖东。部队行至合肥以西张家圩子附近时，突然遭到驻合肥日军的袭击，部队打退日军袭击后，支队前方机关及特务营由林维先、戴季英率领，经长丰县吴山庙、下唐集过淮南铁路到达定远县吴家圩一带。同时，四支队七团已经越过淮南铁路到达合肥青龙厂等地。淮南抗日游击纵队仍在寿县、定远地区活动。

5月底6月初，九团也进至青龙厂地区。为创建皖东根据地，戴季英同志又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地方工作。支队政治部领导的人民剧团也组成几个群众工作组，由该团领导带领，开展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筹粮筹款的任务。为创建皖东根据地做了许多工作。

1939年6月底，江北指挥部根据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决定，将四支队扩编为四、五两个支队。四支队司令员由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兼任，戴季英任四支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林维先任四支队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赵俊任副参谋长，张树才任政治部副主任。

1939年11月，刘少奇同志来到皖东，直接领导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四支队在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下，经过对日军和皖军反“扫荡”、反磨擦的艰苦斗争，于1940年4月成功地创建了以定远县藕塘镇为中心的淮南（前称皖东）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

1939年冬至1940年春，路西根据地进行了粉碎国民党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反顽作战，此时，徐海东同志在指挥了粉碎日伪军对周家岗等地的大“扫荡”的战斗后，因肺病复发，已经难以参加反顽战斗。戴季英政委、谭希林参谋长、何伟主任在刘少奇同志和江北指挥部首长的部署指挥下，率领四支队于3月4日展开了激烈的反顽战斗。经过十多天的战斗，我军取得歼敌二千五百余人，俘敌一千余人，缴获轻重机枪三十余挺，长短枪一千余支，子弹十九万余发的重大胜利。

反顽战役胜利后，戴季英政委不失时机地向各县派出四支队干部，协助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定远、滁县、凤阳、全椒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成立了路西联防办事处、路西联防司令部。四支队七团又出击路东，增援五支队，粉碎韩德勤部十个团队对我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地区的围攻，随即在津浦路东的八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从此以后，淮南抗日根据地才得以巩固的建立起来。

1940年5月，日伪军三千余人分两路向我根据地出击，占领定远县城后，又奔袭我藕塘四支队指挥机关，危急关头，七团及时赶到，于日伪军展开激战，掩护支队机关突围，并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1940年6月，驻滁县伪军一千余人侵犯我周家岗地区，受到我四支队沉重打击。不久，桂顽138师乘我四支队与日寇作战之际，又突然占领界牌集、古城集，企图将我四支队一举消灭。戴季英、谭希林、何伟等同志率领七、九两个团向桂顽展开猛烈反击。此次战斗，消灭敌军七百多人。战斗结束后，七团又奉命赶赴路东，在五支队首长指挥下，参加开辟淮宝地区的战斗。

1940年8月初，戴季英同志奉命离开四支队前往延安学习并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他在四支队工作两年半时间里，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和新四军军部、江北指挥部的指示，和支队其他领导一起，率领部队东进皖中、皖东，贯彻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路线，在地方党组织支持帮助下，积极发展抗日游击武装，扩大了四支队；他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尽了他的一份力量。每当我们回忆起在那艰苦岁月里的火热斗争，就会想起戴季英同志坚定的带领部队开创胜利局面的工作精神；就会想起他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和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头脑清醒、百折不挠的斗争意志和斗争艺术。戴季英同志为革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