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生命结束的时候，我没有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没有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中国的保尔·科察金——吴运铎的一生是这样度过的。他用自己光辉的一生，照亮了中国青年前进的道路，教育了两代人。

    “把一切献给党，这是我入党宣誓的誓词。我要下决心为党的事业去奋斗、去吃苦、去流血、去牺牲，把一切献给党，是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要坚持的终生义务”。这是吴运铎在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也是他一生的准则。

    战争年代，他数次在炮火中倒下，却又坚强地站了起来。他的浑身上下都透出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吴运铎，1917年1月17日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阳镇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当过学徒、小职员。吴运铎八岁时随父亲流落到江西萍乡；在安源煤矿读完小学四年级之后，因家境困难被迫辍学，回到湖北老家。托人求情先后在富源、源华煤矿作童工、当学徒。1938年9月，转辗到皖南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并在军司令部修械所工作。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组织活动。在革命队伍中，读完了中学课程，并自修了机械制造专业理论。他先后在新四军二师军械制造厂和新四军兵工厂担任技术员、副厂长和厂长。当时条件十分困难，一无资料，二无材料，为了供应前方的军需，他毅然挑起了重担。在古庙中，将大殿当生产车间，配殿当修枪厂，用简陋的设备研制出杀伤力很强的枪榴弹和发射架，在战场上发挥了消灭敌人的作用。

    为研制子弹，在敌人重重封锁下，火药原料是找不到的，吴运铎只好去找代用品。想方设法将红头火柴的头刮下来，用酒精泡开，制成火药。没有酒精，就用老烧酒蒸馏后，代替酒精使用。由于红头火柴用量过大，根据地供应不上，就从药店里买来雄黄和洋硝，混合配置，才解决了难题。

    为制造军工机床，他就组织大家用废铁堆里找到的几节切断了的钢轨，中间钻洞安装下模型，然后把铁轨钉在案上，算是代用的“冲床”了。利用废钢铁，加工成各种简易的机床，装备厂军工厂，突破了难题。先后发明、制造了各种地雷和手榴弹。在条件极端艰难、困苦的状况，军工厂修复了大量枪械。为试制各种弹药，他先后数次严重负伤，砸坏了左腿，炸断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身上大大小小留下了无数伤疤。

    吴运铎的一生在艰难困苦中奋斗，战争年代因陋就简，以长条凳做机床台身改成机器生产，修理军械；首任二机部第一研究所所长时即带领职工，身体力行，修盖仓库，以平房，豆腐房改成车间，钳工房，领导科研生产。

    吴运铎同志是一位意志坚强、无私无畏、不知疲倦、不畏艰险的革命战士。在试制武器过程中，他舍生忘死，曾三次身负重伤，经过20余次手术，失去了左手、左眼，右腿被炸残，身上留有几十处弹片没有取出，仍忘我工作。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参加革命，不是把自己存进银行，打算捞一笔优厚的利息的”。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曾有机会去延安学习，但当组织需要他继续留在新四军修械所，制造枪炮弹药时，他无条件服从。

    1947年，在一次炮弹试验中，吴运铎同志的左手腕被弹片截断了骨头，右腿膝盖下被炮弹炸去了一半，脚趾也被炸掉了一半，身上、脸上多处伤口不住地流血，在手术台上，由于全身是伤，无法施行局部麻醉，全身麻醉又怕苏醒不了，医生只好硬着心肠作手术。他痛得昏过去，又醒过来，咬着牙忍受，竭力不叫出声来。手术后，经过多少个令人揪心的日夜，终于从昏迷中醒来，看见妻子在床边落泪，就对她说：“哭什么，轻伤不下火线，坚强不屈，这是革命队伍的优良传统!”妻子从抽屉里拿出一只被炸坏了的怀表对他说，“要不是你上衣口袋装的这块怀表，你早就没命了”。他开玩笑地说：“死神与我无缘，革命尚未成功，还不到见马克思的时候。”妻子拿他没有一点办法。

    兵工试验中，他总是把安全留给同志，带头干最危险的工作，从而赢得了同志们的爱戴；他聪明活泼，多才多艺，曾经是俱乐部主任，文化教员，同志们都喜欢和他在一起。他曾经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小戏《过年》，内容是反映旧社会年关时地主向穷人逼债，穷人奋起反抗的故事。那时根据地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但老一辈兵工人们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充实，他们以坚强的革命毅力忘我工作着。

    和平时期，他忘我工作，勇挑重担，敢担风险，为发展我国的火炮科研事业无私奉献。

    全国解放后，吴运铎先后任西南兵工局副局长、二机部第一研究所所长和兵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并于1952——1954年在原苏联远东兵工厂进修实习。回国后，任内蒙古北方重工公司总工程师。此后他又从事火炮技术研究。1954——1965年间，他主持无后座力炮、高射炮、追击炮和轻武器等多项重大课题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并且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年青的兵工专家，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和改善我军装备做出了贡献。

    他几十年如一日，对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和单位，对兵器事业的领导和同志们，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他晚年病重期间，仍关心兵器科研事业，关心着火炮技术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1987年他在病床上特地为火炮技术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题词：“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常规兵器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他常和科研生产技术人员、工人谈话、聊天。他说，搞工作要有一种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否则，停顿一天，就要拿出十天、百天的时间来偿还。

    “即使自己变成一撮泥土，只要它是扑在真理的大道上，让自己的同志大踏步地走过去，也是最大的幸福。”

    吴运铎的最后7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但他克服年老体弱带来的种种困难，顽强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着。

    吴运铎是实践毛泽东讲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他一生关心青少年和残疾人，尤其晚年。《把一切献给党》发表后，将近3000元的稿费都拿出来，帮助海淀区少年宫建立了红领巾工厂。一生中，给残疾青年办事、资助，100元、200元的拿出去不计其数。

    吴运铎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文化低、身体残的困难，写成了有10万字的自述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出版了700多万册，被译成俄、英、日等多种外国文本，在广大青年乃至世界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他著有《和青少年朋友谈道德修养》、《革命往事》、《人生絮语》等五种书籍；他还为数十家报纸杂志撰写了数百篇文章，满腔热忱地为青少年提供精神食粮。他在各种场合作报告近千次，听众近10万人．他把关心教育帮助青少年、失足青年和残疾人的工作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五十年代他用自己的稿费买了两台车床赠送给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宫红领巾工厂。1982年北京市海淀区委在甘家口兴办区“少年之家”活动站，吴运铎得知后，热情给以支持和帮助。1980年至1984年初，他与高士其、孙敬修、费路路等老人联合倡仪和发起成立了“关心教育下一代协会”、“北京市关心青少年教育协会”。他帮助北京残疾青年孙恂等人建立了“北京市残疾青年图书馆”，并担任名誉馆长。他为北京朝阳区一个乡的20多名残疾青年，奔走20多次找工作，帮助他们办起了福利汽车配件厂。

    1984年11月，年老体残的吴运铎病倒了，住进了医院。“我不能亲自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了，可我的心仍然在跳动，我的血仍然是鲜红的。我要把我的亲身经历，把我的切身体会告诉给青年一代，启迪、教育下一代。”吴运铎在日记本上这样写到。

    他把办公桌搬进病房，迈开了启迪心灵的又一步。一个工读学校的老师，通过熟人找到吴运铎，想请吴老去给学生作报告。吴运铎二话没说，便答应了。这天吴运铎穿着整齐，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走上了讲台。

    “你们都亲切地喊我吴爷爷，可我听了很难过，看到你们，我这个爷爷对不起你们……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今天，可不能败在咱们手中啊！我相信你们不是‘败家子’，而是‘金不换’，我愿和大伙儿交个朋友。”

    简短的几句话，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每个学生的心。有的人眼睛湿润了，有人呜咽起来。

    那颗把一切献给党的心，永远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1991年5月2日，吴运铎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无愧无悔地走完了74年的人生历程，实现了自己把一切献给党、把一切献给人民的誓言。

    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方向和共产主义信仰，从未动摇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他刚正坦率，光明磊落、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他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及其子女，从不谋取个人私利，对党内不正之风嫉恶如仇，始终保持了工人阶级先锋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