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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长江教诲 | |||||
| 作者：季音 文章来源：《新闻战线》 (2001年第一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7-16 | |||||
| 一 人老了常沉缅于回忆往事。最近，新闻界的朋友们欣喜地庆祝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我不禁又想起了把我引上新闻工作之路的长辈之一范长江。在战争年代，我曾经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一段时间，他的教诲，使我永远难忘。 １９４０年６月，我从浙江上虞来到金华，进入了国际新闻社金华通讯站工作。国新社是党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新闻通讯社，社长就是范长江。只是当时总社设在桂林，离金华很远，我只能从来往的信函和文件中，聆受长江同志的教益。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变”发生，东南地区的国民党当局掀起了又一个反共高潮，我与通讯站的负责人计惜英同志一起（通讯站只有我们两个工作人员）被特务逮捕，囚入了上饶集中营。长江同志闻讯后十分着急，曾多方奔走，营救我们，终未能成功。１９４２年６月，我从集中营越狱出来，辗转福建、上海等地，在１９４３年到了淮南的新四军军部。到了淮南之后，才知道长江同志已在我之前，来到了苏北解放区。 不久，我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第一天我就去拜访了长江同志，向他报到。当时他已从苏北盐城来到淮南，组建了新华社华中分社，他任社长。分社设在淮南天长县一个叫大王庄的村子里，离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都不远。分社人员皆分住在老乡家，长江和夫人沈谱住的是两间小草房。长江热情地接待了我，给我叙述了营救我和计惜英的始末。我向他汇报了上饶集中营的情况，以及我和计惜英先后越狱逃跑的经过，还告诉他，囚禁在集中营的另一位国新社记者徐师梁，不幸在茅家岭暴动中牺牲。他听了十分悲痛，说：“徐师梁是位好同志，他是《豫东大众报》的创始人，笔名老百姓……真是可惜啊！” 也许是为了冲淡一下沉重的谈话气氛，也许是出于长江的幽默，当我要起身告辞时，长江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小谷（我的原名），到这里可不要急于谈恋爱哟！” 当时刚２０岁的我，听了顿时满脸通红，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后来我被分配到分社资料室工作，才知道那里全是女同志，其中一位由于恋爱问题处理不当，弄得影响不好。由此我才领悟到，长江的话，实乃一个长辈对我这个小青年的忠告。 和我一起从上海来到新四军的，还有叶钦和、陈念棣、黄迪菲等几个新四军干部，他们原先和我一起被囚在上饶集中营，后来从赤石暴动中越狱出来，我们一起回到了军部。长江听说了这个情况后，立即决定邀请他们写文章，出版一本介绍上饶集中营的书，揭露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法西斯暴行，教育解放区人民。他责成分社资料室主任赵扬负责编辑工作，我做助手。长江自己写了一篇全面介绍上饶集中营斗争的文章，放在书的前页。书名为《上饶集中营》。此书在华中解放区出版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各解放区纷纷翻印，仅东北解放区的东北书店，一次就发行两万册。解放后，这本书成了最畅销的革命传统教育读物之一，重印了８次，印数达４０万册。在这件事情上，充分体现了长江政治上的敏锐。 二 我到了国新社与新华社以后，逐渐知道了许多有关长江的感人往事。 长江具有一个记者最可贵的品质，即服从真理，坚持说真话，为此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在他的成名作《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的采写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６年，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到达了陕、甘一带，全国人民的视线都集中到了西北。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以及历史的原因，西北的社会真相和工农红军的动向，却鲜为人知，在人们的心目中，西北是一块神秘又充满险棘的土地。就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长江在１９３５年７月，以《大公报》通讯员的身份，从四川成都出发，开始了带有探险式的大西北之行。这次采访西达敦煌，北至包头，他的足迹遍及川、陕、青、甘、内蒙古和西北大戈壁，全程２０００余公里，行程１０个月。一路上，他陆续在《大公报》上发表旅行通讯，首次向全国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通讯既介绍了西北的社会历史风貌，又有深刻的剖析，夹叙夹议，议论与事实浑为一体，它为不明了工农红军与西北真相而又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广大读者，展示了一幅真实生动的西北画卷，拨开了多年来蒙在人民心头的迷雾。因此，通讯在《大公报》连载后，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人们争相阅读，广为传播。长江也由此从原来的通讯员，而成为《大公报》正式的特派记者。后来这些通讯集结成《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书，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中国的西北角》在几个月内连印七版，供不应求。 长江的西北之行为他的新闻生涯奠定了基础。他的服从真理、坚持说真话的作风，也招来了国民党当局的嫉恨，屡遭迫害。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下令逮捕长江，他被迫出走香港，１９４２年辗转到达苏北解放区。 三 长江来到解放区后，如同游子找到了归宿，从此他的新闻生涯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华中局与延安新华总社为了加强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对外报道，决定成立华中新华分社，任命长江为社长。当时华中各解放区处于分割状态，交通不便，物质条件欠缺，困难很多。长江发挥了他善于开拓局面的特长，把队伍组织了起来。长江富于凝聚力，全分社的人都紧密地团结在他周围，亲如家人，他与编辑主任梅益、副主任姚溱等相处得极为融洽。分社人数不多，工作效率极高，多次得到华中局与延安新华总社的表扬。 长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这是他风格的又一鲜明特点。他除了抓好分社的事，还热心于做群众工作，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当时，淮南根据地有个大众剧团，领导群众开展文娱活动，搞得十分红火。长江也参与了进去，给剧团人员做政治报告，宣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１９４２年冬天，在来安县半塔集召开了淮南路东第一次民间艺人代表大会，长江也赶去参加。会间举行演出。那些民间艺人演出时并无脚本，只是根据剧情随口编出。有一个丑角在上台亮相时，脱口而出念了两句开场白：“头戴一枝花，打倒资本家”。长江在台下听了，感到这话不符合党的政策，演出结束，他站上一张小方桌，大声向观众解释了党的政策，说明除了汉奸，一切拥护抗日的爱国工商业者都是团结的对象。 晚上，长江和剧团工作人员一起，挤睡在稻草地铺上。在漫谈中，他得悉半塔集有个劳动模范，生活贫困，连过冬的寒衣都没有。长江听说后立即拿出他夫人沈谱才捎来的一件驼绒棉衣，让人送给那个劳模。这使在场的人都十分感动。后来，大众剧团团长张泽易写了一条小新闻，刊登在《淮南日报》上。 长江当时虽然入党才３年多（他是１９３９年入党的），但他党的政策观念和组织观念很强。分社由梅益担任机关支部书记，组织生活很健全，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我们这个集体更加充满生气。 四 也许和记者出身不无关系，长江对记者特别关注，认为抓好记者工作是办好报纸与通讯社的第一位工作。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侵略者投降，我随着长江同志一行离开淮南根据地，进入了新解放区的淮阴城。华中局交下任务，要长江负责立即筹办《新华日报》华中版。白手起家办一张大报，头绪纷繁，从何着手？他第一件事就是抓记者。他把冯岗、宋军和我等几个找来开会，成立了三个记者组，要我们分三路立即出发前往苏皖解放区各地采访。我分工的一路是沿运河西北行，去新解放的泗阳、宿迁一带。长江还附带给我一个任务，要我进入泗阳或宿迁县城后，搞一套印刷机运回淮阴，供出报用。重任在肩，我当然不敢懈怠。此行圆满完成了任务，我采写了几篇稿件，还在宿迁城里弄到了敌伪政府留下的全套平板印刷机和铅字，全部装船运回淮阴。 记者们从各地回来了，长江请我们吃饭，他亲自作陪，席间听取我们的汇报。这几乎成了一个惯例，每次我们回来他必请吃饭，在百忙中首先安排听取记者汇报。 《新华日报》华中版如期出版了。由于长江抓得早，编辑部已拥有足够的稿件。我们三个记者组采写的报道很快刊登出来，这些报道从各个角度反映了苏皖解放区一片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长江对记者很器重，又很严格。他要求记者一定要有朝气，要有勇于进取、不怕困难的精神。无疑，这正是他自己的切身体会。他对一些富有朝气、工作积极并有才华的记者和编辑，情有独钟，分外偏爱。例如在淮南新华分社时，他对编辑部副主任姚溱特别钟爱，视同自己的亲兄弟一般。姚溱实际上是一个编辑兼记者，他确实工作得特别出色，他编写的消息，包括一些抗战形势分析的评论，多次受到延安新华总社的表扬。长江对一些工作疲沓、暮气较重的同志，有时表现出不满与厌烦，缺乏耐心的等待与帮助，与他喜欢的那些工作出色的同志，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许是他的缺点与不足。这就是长江的性格。 长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１９４６年４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四·八事件”。王若飞、叶挺等一批领导人坐飞机返回延安途中，不幸在黑茶山失事，全部遇难。淮阴城举行了“四·八”烈士追悼会，会场上一片哭声，哭得最伤心的是长江。这哭声，反映了他对党的这个重大损失的伤痛之情，也反映了他对王若飞、叶挺等同志的深厚感情。 １９４６年４月末，国民党当局在长江两岸调集大量军队，准备向苏中进犯，内战形势日益严重。苏皖解放区人民密切关注着战云密布的苏中前线，迫切要求报纸加强这方面的报道。一天，长江同志在会上号召编辑部同志自愿报名做前线记者，我响应了长江同志的号召，表示愿意到前线去。不久我去了苏中前线，从此投入了三年解放战争。５月中旬，长江也离开淮阴，奉调前往南京，参加了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担任了代表团的发言人之一。一直到解放后的１９５３年，我调到北京工作，才去看望了他，那时他已在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 五 生活俭朴，廉洁自律，不贪钱财，是长江风格的又一重要方面。他把记者的廉洁提高到人格的高度，认为一个记者必须具备不贪财、不谋私利的品格。他在早期写的一篇文章里说：“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应把最平凡的人格问题看作是最根本的第一信条。”“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闻记者。”他说他最痛恨的是国民党报纸有些记者以稿谋私、以稿出卖人格的行为。在国新社工作期间，以社长长江为首，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只以低微的稿费收入糊口，生活相当清苦，但我们工作得十分愉快。进城以后，长江依然保持着他的清廉作风。１９５３年，我前去看他时，发现他一如过去，粗茶淡饭，布衣简从，生活十分俭朴。据长江的夫人沈谱同志说，长江把许多按规定可以享受的生活待遇都放弃了，他看到一般干部住房很拥挤，就主动退出一些房子，让孩子们睡双层床。 １９６６年“文革”浩劫开始，厄运降临到了长江头上，他受尽折磨，家里几次被抄。长江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为民族命运的激烈搏斗中，他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蒋介石曾经几次下令通缉，企图杀害他，他都死里逃生。不幸，他竟未能逃脱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魔掌。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３日，他在河南确山“五·七干校”时，被迫害而死，去世时年仅６１岁。 长江不幸离世已３０年了。这颗中国新闻巨星划过长空发出的光辉，今日依然照亮着后人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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