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新四军

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的驻地，原是“辫子将军”张勋的公馆。院宅宏大，画栋雕梁，气派非凡。花园里，苍松翠柏，亭榭楼阁，应有尽有，端的是钟鸣鼎食之豪华府第。丘东平身在此处，对这富丽堂皇的大院宅，却兴趣索然，渴望能立刻到前线去，投入战斗。
4月间，丘东平成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一员，跟随新四军办事处迁往安徽歙县岩寺。岩寺不是前线，除了满街走着穿黄军装的官兵和不时驶过的军车，它和其他的山城并无两样，他认为死寂而无生气。
服务团驻在一家大祠堂内。这里演员、歌唱家比比皆是，成天价地练唱、吊嗓子，使东平仿佛置身于蛙声盈耳的草塘，闹得他心绪不宁。他叫苦不迭地写信给胡风说，那些歌声妨碍他的构思……这时消息传来，要在服务团内选派二十四人组成先遣队到苏南敌后去工作。东平毫不迟疑，要求成为先遣队成员。
先遣队的司令是粟裕。对这位曾是方志敏的参谋长的司令，东平是非常崇敬的。粟裕也很了解这个陆海丰来的“赤卫队”员。东平一提出自己的请求，粟裕很干脆地同意了。临走的时候，他要东平认真考虑：
“你是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作家，是党的财富。你再想一下，加入先遣队是不是有必要?”粟裕缓慢的声调配和着微笑说。东平摇摇头，抚摸着唇髭： “粟裕同志，你当我还是少先队长?我已经长胡子了。”
被选上的二十四名先遣队员已作好了一切准备。战地服务团整队欢送，附近儿童团也鸣放鞭炮，高喊口号。东平佩着一支“勃朗宁"手枪，打起绑腿，挺着胸，和众人一起威武地去司令部报到。可是，来到司令部却迎头泼来一盆冰水，说只要八个人参加先遣队。东平落选了。
怒冲冲的东平一脚跨进一支队司令部的门槛，冲着司令员陈毅说； “我要求参加先遣队！这对我今后负有的重要任务有关。我坚决请求司令员同志接受我的要求!”
“正是因为了解你，才决定你暂时不参加先遣队。”陈毅声调庄严：“同志，先遣队的条件很严格，要懂得江浙土话，要熟悉江浙地理；要有能吃、能饿、能跑的强壮体格；你是广东人，首先就不合格。”
“我证明我具备有最重要的条件——要是对日本人喊话，非我丘东平莫属。”
陈毅哈哈大笑：“要得，要得，我可以投你一票。你确实是合格的先遣队员，因为你还是作家。此行非一般任务，肯定可以得到许多题材，供你写作。”
“新四军是作家的宝库。”东平边说边用报纸卷就了土制的“大炮”：“司令员，那么，以后请严格要求我丘东平。”
“天哪！我能下命令要你写出伟大的作品?”陈毅大笑起来。“写文章要靠国手，‘天子重英豪，文章靠尔曹’！”
东平就这样取得了“先遣队员”的资格。
随着先遣队出征后，东平满怀激情地写了《向敌人腹背进军》，不久便由新四军《抗敌》杂志社出版。东平在该书中写道：“我深深体会到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和虔诚，在这个时候，我沉默下来了，在献身于战斗的神圣大道上，我微笑地愉快地独自个昂头、挺胸的走了规规矩矩的正步。”
确实，在行军路上，东平常常迈着规行矩步，但在别人看来，他总非同一般，因为蓄着唇髭又穿着缴来的黄呢大衣和日本士兵的皮鞋，见过的人都以为他是新四军的日本俘虏。可是，观察东平在新四军的一切，我们应该承认，东平确实是在正步走……

茅山下和《茅山下》

服务团先遣队到达茅山地区后，全队都参加了陈毅领导下的新四军一支队。
茅山的夏天，显得爽朗、明丽、遍山的松林茶场，送来习习凉风。要是看到太阳爬上大茅山头，茅山的道观沐浴在一片金、红、紫色的云霞里，宛如仙山琼阁，置身其间，飘飘然羽化浮世。谁能想到近在咫尺的宝堰、天王寺、溧阳等地的敌人，随时都能血洗茅山。
丘东平在茅山下的短暂的战斗经历，是他一生中最高点。他在这里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素材，他在这里学会了按照共产党人的规规矩矩的正步走，使日后在新四军的形象，得以和上海“左翼作家”时代的丘东平完全改观。
在茅山下，他遇到了那么多战友，．他们的思想语言和东平非常谐和、协调。他曾和徐平羽(白丁)、聂绀弩为了一本残缺不齐的《三国演义》，相互抢得不亦乐乎。他们在评论这本古老的读物时，观点上也是争吵不休，各有千秋。东平最欣赏燕人张翼德，他说此人惊人地坦率，不搞阴谋，而且粗中有细，识别能办很强，绝不是那种“草包将军”。他认为遗憾的是不该死在自己人的手里，不该对部下那样缺德：“如果死在敌人手里，张翼德才死得其所。”聂绀弩笑着说：“你自称是把剑，一有残缺便抛弃；又是一块玉，一有瑕疵便自毁，这也算死得其所吧？”
“你是夫子之道，却不懂得辩证法。在上海和东京，我是一个左翼文化人，在茅山下，我是新四军战士。过去我对自由的理解是主观的选择。现在我认为谁爱自由，就要付出血的代价，包括牺牲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已学会昂首挺胸正步走，一有缺点就改正，是肮脏就自己清洗。你是拾郭沫若的牙慧，东京与茅山，此一时，彼一时也。”
徐平羽听了大鼓掌：“东平，你确实粗中有细，从善如流，是新四军里一条好汉。”
也许，东平这条汉子已为多人赏识。这时，一个广西来的女同志辛文，悄悄地爱上了东平。东平正是很孤寂，也很需要一个伴侣，他们由相识建立了感情。辛文知道东平在香港已有一个同居的爱人——吴笑。在战火下，尽管东平对吴笑的爱是坚贞的，不忍和她断离。但是，谁能预计战争结束的日期?人人都在生死莫：定的命运中浮沉，古训和圣贤之道，已很难解决现实的问题。东平终于甘愿在这块爱情的美玉上，让她出现瑕疵。辛文是完全没有“三从四德”的新女性，她自然谅解东平，接受了东平的爱，情。
东平在茅山下经历了频繁战斗。在东湾、王凌岗等战斗中，他冒着敌人射击，用日语喊话，宣传中国抗战必胜，日本法西斯：必败！他又对日本俘虏做思想工作，编写敌军工作教材，时常起早．摸黑地干，在行军中也考虑工作……
当然，他绝不忘记写小说。
与东平在茅山的同时，在武汉出版的《七月》、文学杂志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艾青、奚如、冯乃超、鹿地亘、适夷、辛人、萧红等都出席了这次座谈，大家一致肯定东平的《一个连长的遭遇》是抗战文艺的佳作。作品中，东平对这位国民党连长——林青史，曾以满腔热情为他塑造了高大的形象，又以满腔义愤抨击了国民党对日妥协的政策。林青史是坚贞不屈的中国军人之魂。可是，到茅山后，东平便对林青史的塑造感到不满意了。他要写出一个更完美的形象，这是属于新四军，而不是属于国民党。
他开始构思《茅山下》。谁能想到他的构思，永远未能完成
东平塑造林青史，只仅仅在战斗中的遭遇，比较单纯，而且是个侧面。要写新四军的战士，就完全不同，如同深入大山，爬过谷地激流，崎岖狭道，他的体会更深刻、更完整了。他曾激情地聚光于一个身上有七个枪疤，参加过三年游击战的老红军身上。他看到这个红军战士真有那么无穷的威力：“在战场上，当许多人心慌意乱，或者吓得不敢抬头的当儿，他的凶恶的深陷的眼睛会不可思议地给他们无限鼓舞和安慰，而且自始自终领导他们…”东平的观察越过了现象，他发现这位老战士脾气却那么大，甚至“过于滥用自已的政治地位，动辄以帽子戴给别人，以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打倒论敌……”这种招式，使他痛苦。甚至发现在这个老战士脚上还穿着统战工作“统来”漂亮的皮鞋……东平的观察使他下笔踌躇，他如果只是浮面唱些赞歌，他会得到嘉许，如果从深层次去发掘，甚至触及灵魂，他就可能不受欢迎。
在沪战后，他曾到山．东，目睹了韩复渠洽鲁的种种花样，东平曾想写成作品公之于众。．那时，这个韩主席还是在抗战阵营，他就考虑一暴露这位主席，是否有成为“汉奸文学”之嫌。现在，他对事物的观察力更尖透了，考虑却也更成熟了，那就是既要是真实的，又要一切服从党的利益，这使他下笔已不象在上海、东京时代那么容易。
“党的利益是最高的利益。”这就是东平在茅山下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也就是《茅山下》的主题，它区别予东平以往所写的一切题材。但是他又在什么是党的利益的问题上困惑不已。如果说颂扬那位参加三年游击战的老资格战士在战斗中的威望，无疑是可以做到的；要说他浑身闪光，事事正确，那就很难，甚至不可能。东平最终接受了这样的看法： “去找寻革命的痛苦的一面，既然做战士，就不应该有笑声。斗争是残酷的。”“革命——它要拯救人，可是有些问题上也委屈人。被革命裁判委员会宣布死刑的人，对自己的死是不置辩的，因为他知道，他的死还是为了革命……”
东平在《茅山下》的这种想法，多少代表了他成为新四军战士后的思想准则。 《茅山下》的矛盾、冲突，正是东平寻求革命的痛苦的历程。东平未完成《茅山下》，而且就此永别了茅山，因此也可以认为东平的思想，实际上也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
《茅山下》是东平最后的作品，也是他短暂的一生中作为作家时代的结束。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筹办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具体工作等着他。在“鲁艺”，东平暂时也是永久地告别了作家生活，他是以一个军人的资格来接受党的任务，也是以一个真正的军人身份而牺牲于战场上。

军人魂

1940年带来了苏北的大变化，新四军在黄桥决战胜利后，迅速北上，与八路军南下的黄克诚部会师盐阜。滨海古城盐 城顿时成为江北重镇。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又在盐城重建军部，它象一颗晓星在苏北平原冉冉升起。这颗晓星的出现，使大江南北的抗日军民奔走相告。古老的盐城，焕发了青春。
随着形势的大发展，这时出现了“抗大”、华中鲁迅艺术学院等学府，大批抗日青年、知识分子络绎不断地通过地下交通，踏上沿江的港口，来到盐城。
城内的一所简单的贫儿院，成了“鲁艺”的院部；一所大庙——兜率寺成了“鲁艺”的学生宿舍。
“鲁艺”终于筹备就绪，正式开学。丘东平在筹划这个学校时，备尝辛劳，开学后，他任教导主任兼文学系教授。教导主任是代表院长刘少奇对全院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他和新婚的妻子辛文，住在院部楼下一间简陋的斗室。
从四面八方来的抗日青年一到“鲁艺”，发现这里确是群星璀灿的地方。教授中，济济多士，不少是知名艺术家。如《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戏剧家刘保罗、音乐家何士德、孟波及从海外归来的陈岛、庄五洲……在所有的莘莘学子中间，丘东平在他们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传奇式的经历，他的为文坛注目的作品，以及他严肃的军容，都为人瞩目。
“鲁艺”的学生是怀着圣徒般的心情来到盐城来受洗礼的。他们吃的是上海从未见过的苞米、高梁，住在庙里的大殿上，床铺是厚厚的稻草。学习完毕，他们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亲切地交谈，爱吸烟的用报纸卷起“大炮”，这是流行于新四军的“有美皆备，无丽不臻”的“美丽牌”香烟。他们在这里缔结友谊，建造坚固的抗日堡垒。天蒙蒙亮，起床号吹响，学生们不管男女，一律军营式地行动起来，迅速吃饭完毕，背起背包，到院内教室去听课。警报响起，立刻疏散到野外，他们人人怀着加速提高业务水平的决心，其中不少人，日后都成为新四军的各种艺术岗位的骨干。
整日操劳的丘东平一天也没忘掉续写他的《茅山下》。他写作的时间，总是在公事完毕。尽管精疲力竭，他还是独对孤灯，沉思着《茅山下》主人公的命运：那位有三年游击战经验，身上带着七个枪疤的郭元龙，在新的战斗中是不是真诚地理解那个敢于顶撞他的知识青年的痛苦?在新四军里如果有人利用一切服从战斗利益而滥用职权，可不可以暴露，而不流于“攻击”?……
辛文每晚看到他写到深夜，有一次，终于发难了，“请你记住!你现在是教导主任，不是作家!”东平对辛文的责怪无动于衷，他告诉她：“我已找军长谈过，今后要搞专业创作。军长很理解我，只要有恰当的人来接替我，我就可以撂担子了。”
辛文果然没再吭声。辛文对《茅山下》，其实是比东平更关心。白天她替他誊写，晚上安静地躺在床上尽量为东平提供宁静的写作环境。如果东平要她提意见，她总是说出肺腑之言，不作空论。
“辛文，你认为《茅山下》会成功吗?"
东平有时也会缺乏信心，他现在已不是左翼时代可以横冲直撞，他担心有人会不会认为他写郭元龙出了格；写周俊不是接受改造而是对抗党的领导?
“东平，你应该有信心。”
“今天，我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经历过很多次斗争，过去因为无端的猜疑，自己人杀害自己同志不是没有发生过的悲剧，如今在我们新四军内，我想问题并不就此单纯起来。”
“你只要写的是真实，是善意的批评、指责，为什么要害怕去写党员和千部的缺点？”
辛文就经常这样鼓舞东平曲创作热情。作为东平的秘书，内助，辛文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3月中旬，“鲁艺”出现了一件震撼盐城的大事故。戏剧系导演刘保罗，为此付出了生命。
由于“鲁艺”的演出队经常下连队、下地方演出，演出队配备了若干枪支以备不测。那天，新四军军部通知演出队到龙岗参加新兵团成立大会。刘保罗带队一路急行军赶到演出地点。这天演出的节目是沙地写的《一个打十个》。故事情节是：新四军一个孤胆英雄力敌十个伪军和鬼子兵。为了立即要投入演出，刘保罗要求在一座大祠堂内再排练一次。排练时，导演刘保罗席地而坐，当按照剧情进行到扮演伪军的角色应该跪下被处决时，扮演者尤汉同志突然鼻孔流血，导演命令停止。一位刚参军的上海青年自告奋勇表示愿意代演，他跪下后，扮演我军战士的演员对准“伪军”打了一枪。按剧本还有一句台词“再补一检。"于是，他拉动枪栓，作子弹上膛动作，继而扳动枪扣，不料弹夹里留有的子弹真上了膛，砰然一声，扮演“伪军”者当场死于非命，子弹又飞窜穿透刘保罗脑袋后，反弹到一块青石上，又伤了一个同志的脚，酿成了“一个打三个”的惨剧。
事后，“鲁艺”陷入了沉痛。在追悼会上，院长刘少奇严正地指出这次不幸是完全不必要的牺牲，“鲁艺”同学应引以为训。追悼会后，一位写悼念刘保罗歌词的学生来到丘东平家。这位“鲁艺”学生很激动，提到了刘保罗，他眼睛已润湿，说话也有点呜咽，东平对他默视良久：
“你的歌词作得很有感情，何士德的曲也谱得很好，但你了解刘保罗吗?”
“他是左翼剧人，其他不太了解。”
“你在歌词里说他是‘舞台巨人’，有什么根据?”
这位学生默然。“是不是因为感情所致?”东平不含糊地进行追击：“是不是人死了总要阿谀一番！如果我死了，你肯定说我是文坛巨人。”
这学生仍是默然，但心底波澜激荡，他确实对刘保罗没有深刻的研究，只是因为他死了，才感情勃发地写起来。
“保罗是位好同志，但要称上‘巨人’，那就有一个很高的标准，他能和鲁迅比拟?当然不能。”东平忽然转为严厉的神态。“按这件事件说，刘保罗要负责任的。他完全清楚我们的演出队员带了武器，实际就是军人。按军人的操作规程，集合出发前要检查枪支，到达目的地也要检查一番。可是，他象普通老百姓那样带兵，糊里糊涂地肇了大祸，还送了自己的生命。”东平习惯地抚摸着唇髭。
“这样说，我的追悼歌词的确写得不好。”这学生低头说。
“不，追悼歌词应该写，而且也应该表彰保罗同志的过去，我并非批评你，莫要就此不敢提笔。”丘东平说：“我现在真正担忧的是‘鲁艺’，是文化人的组合，特别是象你们这些大城市来的学生，你们懂得军事的人不多，如果遇到紧急军情怎么办?……”
东平露出他特有的沉郁，颤动着他凝结的浓眉，他的锐利的眼睛不断闪烁，似乎凝视未来的日子。接着，他似“独自”，又似对话：“我现在已得到陈军长的批准，负责创作新四军战斗史。黄源同志已奉派到‘鲁艺’来接替我的工作。”
“那么，你和我们分手?”那位学生怅然说。
“不，我还是担任文学系教授，我的工作重点是搞专业写作，目前我急于完成《茅山下》。”
正从外面回家的辛文高兴地补充：“他已经写完第五章了。”
“我们文学系同学期待着《茅山下》的完成。”这位同学热诚地说。
丘东平笑笑：“已出现了新情况，战斗快来了，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龙岗事件’，刘保罗牺牲的惨痛教。老实说，如果不能赢得战斗，不能保存自已的力量，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空谈。”
“我们是你的学生、部下，在创作上服从你的指导，在军事上我们绝对服从你的指挥。”这位学生严肃地说。
“对不起，既然搞创作，东平就是已经‘靠边’了。”辛文插话：“‘鲁艺’在军部直接领导下，这次再不会发生不幸事件了。”
“不管任何情况，我和‘鲁艺’永远在一起!要发生战斗，我是军人，我决不会离开自己的岗位。”
东平说完这段话后不久，一件比“龙岗事件”更惨重的悲剧，发生了。
1941年7月20日，日伪军集结一万七千余人由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等地分四路同时出动，向新四军军部驻地盐城进犯，“鲁艺”一批刚来到新四军的青年面临有生以来最严重的考验。
这次扫荡是日军十二混成旅旅团长南浦襄吉亲自担任指挥，伪军头目杨仲华也陪同在侧，他们决心将刚刚成立的新四军军部扼死在黄海之滨，因此来势汹汹，势在必胜。扫荡是以轰炸开路，在频繁的飞机侵扰下，“鲁艺”师生开始撤离盐城。撤离时，行军的气氛与平时无异，“鲁艺”的演出队还为附近军民举行了多次的演唱。行军的第一站是湖垛镇。
湖垛是运河上的大市镇，在苏北水网地带，它算是有气魄的集市。沿河耸立着一片高房大楼，街上招牌林立，古老的房子里亮着耀眼的汽油灯。镇上的居民看到涌来的新四军，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有人由衷地高兴；有人麻木地毫无表情，有的瞪着吃惊的眼睛，预感到战争迫在眉睫，很有点大祸临头的样子。“鲁艺”师生就在这个古老的镇上，举行了“纪念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的大会。这个会在这个地方开，显然是很不相称的。但是高尔基的“燕力精神，恰恰成为“鲁艺”同学们此时此地追求的目标。
谁是我们时代的“海燕”?人们要用行动来回答。
战争的乌云，已在湖垛上空丛集，暴风雨前的狂飙，正沿着运河迅速推进。南浦旅团和杨仲华的伪军，紧紧跟踪着新四军军部的足迹，新四军从湖垛撤退了，敌伪马上占领。敌人的机枪子弹已经扫射到陈毅军长的驻地，军部直属单位先后撤出火线，“鲁艺”也决定向敌人主攻的侧后方向转移。在那里，有黄克诚的主力部队在活动。“鲁艺”刚刚转移了半天，军部代表钱俊瑞同志带来军部的命令，要鲁艺分成两个梯队：一队由黄源带领，随军部转移；二队由孟波、丘东平、许晴带队。“鲁艺”两个梯队，就此分道扬镳，大家挥手致意，高喊“我们再会在盐城。”一个调皮的同志说：“我如果活着回来，我头一个要向菩萨叩头。”
命运已为孟波、丘东平这一队安排了不幸的结局。
7月23日傍晚，他们来到了大河边上。暮霭沉沉，大家坐在河边等着摆渡船来回摆渡。7月间，宽阔的河上吹来的晚风颇有凉意。大家倦怠地在草地上坐着、卧着，让薄暮的露水浸湿了头发、衣服。天擦黑时，摆渡总算结束。一过河，北秦庄已在望。
到了庄上，队伍疲倦不堪，不等开饭，都打起瞌睡来。“鲁艺”的这一个分队，究竟到什么地方安顿?因为行军是保密，谁也不知道往何处去。艨胧间已是星月横斜的清晨，传来紧急通知，立刻出发。
虽说是紧急行动，可是对这批新兵却没有约束。当这群杂七杂八的部队开拔，队伍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景象，有人微笑，有人心神不定，有人沉思默想。肩膀上的背包也形形色色，有的打得象军人一样，大部分是松松垮垮，有的人刚上路，背囊就散开，弄得一地都是衣、物、书籍……队伍尽是在稻田边上走，田埂上湿漉漉的青草，走上几步，鞋子就湿透了。由于队伍稀稀拉拉地拉得里把路长，到晨光熹微时，也不过走了一里多路。
这时面前展现了一条白茫茫的大河，河上一座木桥，一到桥上，都不自觉地狂奔起来，好追上前面的队伍。
桥下又是小河，又是田埂。正当大家紧挨着在田埂上慢步前进时，远远的运河大堤上，突然出现了影影绰绰的队伍。同学们听到东平在前面喊叫：“大家蹲下!”
周围是半人多高的稻子，要是蹲下，连绵不绝、层层叠叠的稻谷会象青纱帐一样地为这个分队打好掩护。无奈“鲁艺”的同学们都是新兵，他们有的人还伸长了脖子，在考虑是不是遇到了敌人。这时，猛然昕到堤岸上一阵大喊大叫，接着，机枪已向他们直扫过来。黄色的敌人直下大堤冲来，敌人一路狂喊，一路扫射机枪。
拥挤在田埂上的“鲁艺”人，再也没有怀疑对方是谁了。大家本能地向四处奔跑，向稻谷深处撤退。就在大家狂奔时，很多“鲁艺”同学都目睹东平站在田边小路上，他举起手枪，指挥大家散开。同他在一起的，有许晴和几个侦察兵，他们都持枪在手，带着圣徒的表情。东平的柠檬色的脸上更是庄严，非常镇定。在一片人潮中，在雨点般的枪弹中，他们屹立不动；“快走，我们掩护你们。”木桥已被机枪封锁，看来只能向河边突围。狂奔的同学再一次回头看望，东平、许晴和几个侦察兵，仍在指挥。
机枪声越来越猛烈，“鲁艺”同学一个个继续向稻田深处爬行。东平目睹着“鲁艺”学生一个个在他身前消失，他和他的战友许晴及侦察员们最后撤离。在这次事件中，未死者的心里，东平仿佛一个军人之魂永远地屹立在田埂上。
是役，东平终于牺牲于北秦庄畔，完成了他在茅山下的一段誓言：“死在敌人手里，死得其所。”
谁也没有亲见东平牺牲时的情况，半个世纪来，许多人写了很多悼念他的文章，但，对东平的死，再没有比他自己写得更好：“在林子的南边，在一个高耸的阴绿色的小丘峰顶上，他的黑灰色的影子象一块插在田埂上的小小的界石，在暴风雨的侵袭中屹然不动地站立着。”

编者按：在盐城壮烈牺牲的丘东平是新四军中颇有影响的作家。青年时即参加广东东江暴动，曾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彭湃的秘书，又亲历上海“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抗日战役，长期在革命的流亡生活中渡过。作者汇集丘东平的一生的资料，写成《剑玉军魂》中篇报告文学，本文是丘东平到新四军后的经历，选自其中最后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