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都曾在张云逸同志领导下工作。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使我终身难忘。
  第一次见到张云逸是在1938年3月，当时我刚参加新四军不久。
  1938年2月10日，我们从景德镇参军的十多名青年作为新四军第一支队战地服务团，随第一支队二团三营550多人，根据统一部署，在瑶里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告别父老乡亲，启程开往安徽岩寺。部队在支队司令员陈毅亲自率领下，经过十几天的长途跋涉，按时到达了集结地域，驻扎在皖南地区岩寺南边的潜口镇。几天后军部从南昌到达岩寺。
  不久，陈毅同志为看望前来皖南集结的部队及传达中央有关指示，带领我们战地服务团到了开化、华埠。在华埠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三支队司令员的张云逸同志。他陪同陈毅同志来服务团驻地看望大家，并和大家亲切交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几天后，三支队出发向皖南集结。为使我们熟悉部队情况，陈毅和张云逸同志安排服务团成员随三支队五团行军，协助连队开展文化宣传活动，建立救亡室(红军时期称列宁室)，做好鼓动工作。部队到达泾县茂林后，我们离开五团，赶到岩寺附近王村一支队驻地。
  后来我们才知道，我军在岩寺集中，主要是接受三战区的“点验”。国民党以“点验”的名义卡我们的脖子，限制我军发展。国民党“点验”官员宣称，“应以现有员额定编，今后若有超编扩编，将以破坏国民政府领导违背纪律论处”。当时，张云逸同志严正指出：“我们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不能听凭国民党摆布。他们又要我们到前线抗日，又要在我们脖子上拴绳子，稍微要点自由就用绳子勒你一下，这种寄人篱下、听人摆布的事我们共产党人不干。”他不理睬国民党的限制，积极发展革命武装，使新四军队伍不断壮大。
率军部特务营渡江到江北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中共中央长江局撤销，原由长江局直接领导的江北新四军第四支队等部队归由军部领导。11月，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从皖南铜陵县于夜间通过日军封锁线渡过长江，于1938年11月10日抵江北无为县依江的胡垅镇。
  军部特务营去江北的有三个连：即第一、二、四连，第三连留在皖南军部。三个连都是坚持在湘、赣、闽边区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的。
  营部是1938年10月在原建特务营基础上又按特务团的编制配的。设营部、政治处及卫生所等。营长朱茂绪(后期罗占云)，营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刘景胜，均系中央从延安派来的经过长征的干部；政治处副主任兼组织股长朱云仙(改名朱云谦)，特派员刘绪星，均系湘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干部；我任青年干事，是共产党员，刚从军政治部组织部青年科主持了一期全军青年干事训练班结束后调来的(当时的青年科长是钟一凡，后是谢云晖)。宣传股长王树哲，系中国大学毕业，共产党员；民运干事李代耕，系河南安阳农林学校肄业学生，1938年2月加入共产党，10月参军调军部特务营的；卫生所长黄飞白系红军时期卫生工作干部，医生李坡系医科学校毕业后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参军后调来的。随同军部特务营的尚有军战地服务团派出的刘和赓、李志侠、牛志远、夏汀、朱自新、刘伯增和邓德明七名服务团团员，组成战地服务组，由刘和赓负责，跟随军部特务营行动。战地服务组的工作是在军特务营首长和政治处领导下进行的，日常工作我同他们联系较多。
  随同军部特务营拟到江北部队工作的干部尚有数名，其中有原在军政治部敌工部工作的陈辛仁，原在军司令部任政治指导员的谭知耕，任参谋的赵俊和临时担任军参谋长张云逸秘书的程懋增(后改名程介一)等同志。
  部队出发前，全营指战员４００余人，在军部驻地云岭集合，中共中央新四军分会书记、副军长项英亲临作了动员。
  渡江的那天午夜，张云逸参谋长及军部特务营和全体人员乘坐几十条较大的木帆船，从铜陵的一处渡江点开始渡江，天亮时张参谋长及全体人员安全地抵达无为县属江边上的胡垅镇。
　　在胡垅镇休整了两天后，接着就是一个多星期的行军，一路上经常看到张参谋长有马不骑，和大家一起徒步行军，部队甚受鼓舞。
  军特务营根据张云逸参谋长要求，从胡垅镇休整时开始，全营各连队一直坚持每天上政治课的制度。当时战士的政治课本是军政治部统一规定分发的凯丰编著的《中国民族统一战线教程》，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特点讲起，是比较深的。
  在行军中除坚持政治学习外，还利用行军间隙安排时间学习军事和文化(主要是识字)，边行军边学习蔚然成风。
  战地服务组这一时期除随营行军外，主要是在驻地和行军路上做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宣传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938年11月至12月间，军特务营到达庐江县城，这是一座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攻克不久的县城。在县城同兄弟的第四支队胜利会师了，张参谋长视察了驻县城的部队。战地服务组也和四支队战地服务团会师，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是汪道涵，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团长是程启文，大家见了面，十分高兴。为增进友谊，取长补短，共同召开一次小型的联欢座谈会，在会上互相介绍各自的工作学习情况，以及他们团里的青年群众组织和战地服务组中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情况，刘和赓、邓德明等同志是“民先”队员。
  军特务营在庐江县城活动了几天后，继续行军到达舒城地区，并在东、西港冲，同第四支队支队部会合。张参谋长会见了四支队司令高敬亭，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及支队其他领导同志。在这期间，张参谋长一面统一干部思想，动员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及军部指示从皖中地区东进抗日，挺进皖东；一面去做国民党桂系的统战工作，争取开展江北敌后抗战的有利环境。12月，张云逸参谋长到立煌县(今金寨)向国民党第五战区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提出皖中抗战问题，迫使廖磊最终默认我方要求，同意按四支队下属两个团一个游击纵队编制发给经费。
  此后，在张云逸的推动下，四支队恢复曾被一度撤销的第九团建制，开办了教导大队(由原四支队手枪团组成)训练干部，发展武装，指挥第八团挺进淮南路东，组建挺进团挺进定(远)凤(阳)嘉(山)，并越过津浦路东开展皖东地区游击战争，扩编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抗战任务，推动四支队全部东进。他对四支队干部说：津浦路两侧有山，地势好，可以打游击。没有山，在平原也可以打游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不行。要逐步建立津浦路东、路西根据地。部队的军需供给要靠建立根据地政权和税收机关。
  1939年2月，张云逸参谋长率军部特务营由皖中地区的舒城到达皖东，直接指挥四支队第八团开辟皖东地区。军部特务营先期在定远藕塘镇同第八团会合后，进到滁县(今滁州市)远郊的花山一带，驻在花山洼。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政策，并进行对当地士绅及封建会道门头领的统战工作。政治处民运干事李代耕主要负责这项工作，我协助之。
  1939年3月间，军部特务营奉命进行改编和扩编，将在合肥以西和无为县周围的我军游击队，和当地我地下党所收编的游民武装数百人，合编为新四军抗日游击第三纵队第二大队。原军特务营的番号撤销。军特务营及战地服务组同志均重新分配了工作，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我和李代耕仍在第二大队政治处工作。原军特务营第二连在周家岗反“扫荡”战斗后，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病倒后，一直担任他的警卫工作。
  组建江北指挥部，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
　　１９39年2月，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由皖中舒城到达皖东地区，直接指挥第八团、军特务营等部开辟皖东地区。3月，四支队副司令林维先、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领四支队特务营及机关也东进到合肥青龙场和定远县吴家圩子地区，指挥第四支队的行动。高敬亭率支队后方机关、教导大队和第九团仍驻皖中舒城西港冲。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9年4月下旬，叶挺率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孙仲德、桂逢洲等和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及军部战地服务团一部，由皖南出发，渡江北上，5月6日到达庐江县东汤池。中旬，正式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指挥，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任参谋长，同时组成中共新四军江北前敌委员会，张云逸任书记。6月，中央军委任命徐海东为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后又任命罗炳辉任副指挥。
  江北指挥部成立以后，新四军江北部队统一了领导。7月1日，以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扩编成立第五支队，江北游击纵队改由江北指挥部直接指挥。整编后的第四支队由徐海东兼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治委员（后郑位三)兼政治部主任，林维先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周骏鸣任副司令员，赵启民任参谋长，方毅任政治部主任。江北游击纵队由孙仲德任司令员，黄岩任政治委员，桂逢洲任参谋长，桂蓬任政治部主任。
  根据江北指挥部统一部署，第四支队在皖东津浦铁路以西的定远、凤阳、滁县、全椒一带展开，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战斗，开辟了以定远藕塘镇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
  第五支队在定远县安子集成立后，即向皖东津浦铁路以东地区挺进。当时路东地区，除来安、盱眙两个县城仍由国民党旧政权控制外，周围城镇均被日军侵占。五支队进入路东以后，将这块地区划为五个区域，兵分五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来安、天长、盱眙、嘉山、扬州、六合、仪征等地展开。
  7月初，叶挺军长由张云逸参谋长陪同到立煌县(今金寨)做统战工作，就部队扩编、经费和活动区域等问题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进行谈判。8月，江北指挥部领导机关进到滁县太平集附近的三黄家。
  在皖东反顽自卫战期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１９４０年３月，张云逸妻子韩碧携幼子远之从新四军军部出发，在即将到达江北指挥部之际，在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安徽保安团扣押，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企图以韩碧母子为人质给我党我军施加压力，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张云逸同志大义凛然，处变不惊，一面发动政治攻势，揭露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曾杀戮新四军官兵家属千百人的罪行，向蒋介石、李宗仁提出“妻子何辜，遭此荼毒”的质问，一面继续指挥作战，狠狠打击敌人，表现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优秀品质和高风亮节。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军事进攻失败和政治舆论压力下终于被迫将扣押达7个月之久的韩碧母子释放。
  重建新四军军部后，张云逸任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并兼淮南军区司令员。1942年11月，张云逸到军部专任副军长，协助陈毅代军长工作。1943年陈毅去延安，张云逸代理主持全军军事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组织领导了新四军部队的北撤和新四军同山东军区的合并。
创建和领导华东军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强烈的和平愿望，于1946年6月26日撕毁了“双十协定”，以430万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向我各个解放区发动了疯狂进攻。为尽快培养大批优秀的军政指挥员，以夺取战争的胜利，华东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于1946年９月决定将华中雪枫大学、山东军政干校、来自广东北撤的东江纵队以及淮南随营学校和山东军区通信学校等五个单位统一改编为华东军事政治大学。为选配和建设好学校领导班子，张云逸同志特别  注意选调那些既有部队工作和作战经验，又有学校工作和教学经验的干部来校工作，并亲自和每一个同志谈话，了解情况，做好思想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建，1946年11月5日，在山东省莒南县大店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同志宣布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区政治部舒同主任到会讲话。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张云逸兼校长，余立金(主持工作)、曾生任副校长，张崇文、陈铁君任正、副教育长，欧阳平、许彧青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后刘清明任第二副校长，张崇文、欧阳平先后调出，陈铁君任教育长，余立金兼任政治部主任，李文一任第一副主任。1946年11月25日下午，举行了有近万人参加的庆祝学校成立大会暨第一期开学典礼。我当时在华东军大的政治部和团里工作，亲身经历了军大的办校历程。
  建校之初，张云逸校长就向全校提出了“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办学指导思想，并十分重视通过形势任务教育，把全校人员的思想统一到这一办学指导思想上来。他先后请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和华东局宣传部长彭康向干部作形势报告，在全校开展形势任务教育，稳定了干部队伍的思想，坚定了大家做好教学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使军大在创立后很短的时间内就步入了正规的教育训练轨道。同时，他倡导围绕教育训练开展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工作，及时总结推广“立功创模”活动的典型经验，很快在全校掀起了“立功创模”热潮。仅第一期培训中就有119名学员和250名在职干部受到表彰，极大地激发了大家学习训练和工作的热情，使军政训练和各项工作都搞得生气勃勃、有声有色，有效地保证了“三个一切”办学指导思想的贯彻落实。
　　张云逸校长强调学校教育训练内容要紧密联系战争实际，采取“短期速成”的方针。因此，学校在培训方案、课程设置等方面，都适应战争需要，体现了“短期速成”的特点。军事训练，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野战条件下的攻防战术，城市攻坚战术，以及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工程等五大技术，并强调近战、夜战的训练。政治教育，主要课程有形势和任务、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社会发展史、人民军队性质以及结合土地改革进行阶级教育。每期军政训练内容，还根据形势任务变化和学员特点有所侧重，不断调整和丰富。
  1949年7月，华东军区、三野前委根据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新形势和各野战兵团干部的现状，为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决定组建新的华东军事政治大学，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军大光荣地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三年来，华东军大遵循张云逸校长“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指导思想和“短期速成”的训练方针，坚持边行军、边参战、边训练，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先后进行了五次较大的转移，行程4000多公里，培训学员四期，为华东野战军和军区机关培训输送了两万名团以下(少数师旅干部)军政干部，还教育改造了大批起义解放军官，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云逸同志是我的老首长，也是我的好老师
　　张云逸同志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执著追求，始终不渝。
　　他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观念，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职位高低。
　　他为人正派厚道，诚恳真挚，和蔼可亲。他不仅尊重上级，对同级、下级也一视同仁，一样尊重。
　　他身为高级军事首长，却把自己首先看作一个士兵，爱兵观念十分强烈。
　　他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处处以普通党员要求自己。他说党的领导人首先是一个党员。
　　他生活简朴，吃的是普通饭食，穿的是缝补过的旧衣服，住房陈设简单，不讲究排场，他经常教育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不搞特殊化，不忘劳动人民本色。
　　张云逸同志品德高尚，令人崇敬。他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他的革命精神、高尚品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张云逸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本文作者离休前任济南军区副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