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周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对四支队的关怀和指导

1937年七月，毛泽东主席亲自安排布置郑位三、箫望东、张体学、程启文四位同志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去找红28军政委高敬亭同志。毛主席说：“高敬亭同志在红25军长征后，收集分散人员组成红28军，保存了这么一支红军队伍，是很不容易的。各地有各地不同的情况，不能用一个样式去套，要很好地团结他们，统一在党中央的路线、方针之下，一道抗日、发展胜利。”“红28军与敌人斗争是很有成绩的，很了不起，党中央高度赞扬红28军同志们所取得的成绩。”“你们找到敬亭同志，要尽快报告党中央，并请你们代表党中央和我，向敬亭同志和红28军全体指战员、老根据地的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致意，向大家问好！”

党中央、毛主席派去寻找红28军和高敬亭同志的四位同志辗转从延安到西安又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亲自为他们安排行程、办好赶赴鄂豫皖根据地的一切手续。1937年8月22日，叶剑英参谋长送别他们出发，反复叮嘱他们：“希望你们早日同红28军取得联系，我在这里等候你们的佳音。”又花费了一周时间，四位同志终于在大别山腹地红安县七里坪见到了分别三年的高敬亭同志和红28军的战友们。

高敬亭同志为配备四支队领导班子，亲自向党中央要求派戴季英同志到四支队工作。早在红25军时期，高敬亭和戴季英同志就熟悉，彼此关系比较好。1938年2月24日，党中央派戴季英同志从延安到四支队工作，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高敬亭同志促膝谈心，帮助他分析如何理解党中央要求四支队东进抗日的主张，充分肯定高敬亭同志在红25军主力长征离开老根据地后毅然重建红28军，在与党中央、上级党委和大部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坚持与敌人作艰苦斗争，坚持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火种没有熄灭，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并有所发展的重大贡献。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充分交谈，就四支队坚决执行党中央东进抗日的指示达成一致意见，两人共同签发了东进抗日的布告，也妥善安排了党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其他干部。

1838年3月4日，戴季英赴汉口，向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工作，在得到周副主席指示后，3月8日，高敬亭即率领部队从红安县七里坪地区出发，经过新县、商城到达安徽金寨的双河地区。

周恩来副主席听取了戴季英关于四支队情况的汇报，甚为满意。周副主席决定在七里坪设立办事处，组织鄂豫区委。

戴季英带着周副主席的指示返回七里坪，将张体学、罗厚福等同志留下来组建抗日武装。然后又急速赶赴双河地区与高敬亭会合。在双河区召开的四支队干部会议上，戴季英详细传达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遵照长江局的决定，成立了四支队军政委员会，高敬亭为军政委员会主席，戴季英为副主席，林维先、吴先元等同志为委员。会议结束后，部队按原定计划继续东进。

当四支队行进到舒城县干汊河时，一位操东北口音的军人要求见戴季英主任，戴主任立即热情接待了他。经交谈得知，来访者叫刘冲，中共党员，奉周副主席之命率领号称“东北挺进军”的原东北军六十七军流亡官兵八十多人，由武汉来归四支队指挥。

遵照周副主席指示，戴季英很快妥善安排他们越过淮南铁路，进入皖东含山县、全椒县一带活动。刘冲带领部队到达皖东地区后，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配合下，积极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很快便发展到1500多人，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仅轻重机枪就有三十多挺。该部后来编入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

1938年8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新四军军部要求四支队迅速向皖东敌后挺进。但因为四支队无法一时全部东进，周恩来副主席在征询了戴季英的意见后，要求四支队第八团首先挺进皖东地区。戴季英认真执行了周副主席和军部首长的指示，找八团政委林恺作了一次长时间谈话，并根据周副主席指示，从发展游击纵队的经费中专门拨出二百大洋给八团作东进活动经费。同年八月，八团奉命从皖中西汤池出发，九月陆续挺进到淮南路东的肥东、全椒、滁县等地区开展抗日活动。

刘少奇和徐海东同志从延安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四支队

1938年，在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任命刘少奇同志为中原局书记，这是党中央为了加强华中地区的领导和纠正王明错误路线的一项重大决策。

六中全会后，1938年12月，刘少奇同志带领中央派往中原地区工作的朱理治、李先念、郭述申、谭希林一行三十多人，从延安出发，经过西安赶赴华中。途中，刘少奇同志为了了解华中情况，从河南渑池即下车以步行为主，一路行军、一路调查，途经河南南阳到达当时中原局领导机关所在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

在竹沟，刘少奇同志向党中央发电报，建议中央从华北抽调两个旅来华中，以加强我军在华中兵力。不久，刘少奇同志又返回延安，在中央党校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报告。

1939年1月初，朱理治和李先念到达竹沟，即留在该地工作。郭述申和谭希林继续东进，途中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北部与郑位三同志会合，三人和随行人员一同到达安徽金寨的白水河，在此召开了鄂豫皖地区党负责干部会议，郭述申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会后，在大别山地区成立鄂豫皖边区党委，郑位三同志任区党委书记。1939年5月，党中央决定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命张云逸同志为指挥，徐海东同志为副指挥，邓子恢同志为政治部主任。

1938年1月，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红28军和桐柏山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全支队共3100余人.四支队挺进皖中、皖东敌后，发动组织群众，创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派出一、二百名红军干部，组建抗日游击武装，加强新组建的部队，调出第八团扩建为新四军第五支队，又调出支队特务营（四个红军连）为基础组建的第十四团成为江北游击纵队的主力，本身仍保持着三个红军团的建制，全支队约五千人。党中央派了一批干部，加强了四支队的工作，数千名新战士，数百名青年知识分子的加入陆续参军，给四支队增添了大量新鲜血液，这支艰苦奋斗、英勇善战的红军部队，更加坚强和朝气蓬勃，成为坚持淮南抗战的一支劲旅。

1939年7月在第四支队第八团的基础上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罗炳辉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治委员，周骏鸣为副司令员,方毅、张劲夫先后担任政治部主任，赵启民为参谋长。

刘少奇和徐海东同志于1939年11月底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同志来到淮南后，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1、2月间，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围绕抗日战争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分析了右倾投降主义给党和根据地建设带来的危害，做出了贯彻党的六届六中正确路线的一些决定。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干部中首先端正了大家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三个典型错误观点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质是在国民党强大的力量面前放弃党的武装斗争；“华中特殊论”，实质是不敢让我军向敌后发展，他要求部队大胆向敌后挺进，一直向东，直到海边。他认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党我军必争之地。根据他的建议，中央命令八路军一部从冀鲁豫南下与新四军第四、第五、第六支队以及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部队，包括已经挺进到苏北的挺进纵队和苏皖纵队，在鄂豫皖老根据地中心组建新的地方武装和政权，共同完成发展华中的任务，为新四军提供新的、更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在抗日武装斗争和民族统一战线中强调团结放弃斗争的倾向”，只有坚持斗争，统一战线才能发展，如果一味退让，不敢斗争，统一战线很快就会失败。刘少奇同志特别要求大家在扩大部队，发展武装力量上要放开手脚，少奇同志亲自到四支队讲话，要求把四支队等主力部队建设成为一支正规化的党军，同时加快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扩军建政，筹粮筹款，抓紧根据地的长远建设。

刘少奇同志对加强党员的思想建设非常关心，他在淮南工作期间（1939年11月至1940年10月），在淮南《抗敌报》上发表文章，在淮南区党校作报告，在各种会议上讲话次数非常多，比较重要的有《做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论党员在组织纪律性上的修养》、《对政府工作的同志们说几句话》、《坚决反对顽固派的进攻》、《建立民主抗日根据地》等等。

少奇同志来到淮南以后，不到一年时间，新四军四支队就从三个团发展为九个团，外加一大批地方武装，为以后新四军二师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开创了津浦路西、路东两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打开了我党我军在华中发展的新局面。

1940年4月，少奇同志要从淮南路西去路东半塔集，四支队命令由七团护送，团长秦贤安亲自选派部队，实地选择路线，实地探测，选定路线后向上级一一汇报，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确定日期后，秦团长和裴先白营长带领一个营和一个侦察排在岱山铺集合，在向少奇同志当面汇报行军路线后，利用夜暗急行军八十多里，跨过张八岭火车站，拂晓时到达路东根据地自来桥。一路上没有出差错。部队正在休息准备返回路西时，少奇同志把秦团长和裴营长叫到住处，根据途中一律避开村庄的行军路线，问明原因后，告诉他们今后要作伪政权保甲长的工作，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争取他们同情我军的抗日斗争，把力量集中在打击日寇和很少数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效力的人。这些指示对部队开展民运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后来根据少奇同志的提醒，四支队及后续部队规定铁路沿线的侦察部队，除了担任情报侦察任务，还要做群众工作，做铁路沿线伪政权的工作，开展铁路沿线伪军部队的社会关系调查，接触、争取等工作，直到后来成立了我党我军领导的铁道游击便衣队，集中力量打击日军和顽固依靠日军的势力，使淮南区津浦路沿线成为我军全天候往来的畅通线。

1939年5月19日，徐海东同志抱病和中央派往华中区工作的曹荻秋、刘瑞龙、刘彬等同志以及原红25军及其他部队人员组成的四十多位营以上干部，随同刘少奇同志从延安出发，刘少奇同志化名胡服，以徐海东同志秘书的身份秘密前往中原局，徐海东同志有国民党颁发的少将军衔，以党中央派出检查新四军工作的名义前往华中。

徐海东同志一路劳累，带病行军，到了竹沟以后又陪同少奇同志日以继夜的工作，突然发生大吐血，休息十多天仍没有好转。少奇同志在征求了竹沟驻军医院钟华院长的意见后，同意海东同志继续前往华中，但是必须睡担架。少奇同志说：“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海东同志是卓越的军事家，你们军医处一定要照顾好他的身体，我命令同志们准备好两副担架，轮流把海东同志抬着走。”徐海东同志听后怕同志们太辛苦，坚决要求自己走；少奇同志这次很坚决，用命令的语气要求海东同志睡担架。海东同志被大家抬着继续向江北指挥部驻地前进，途中他的身体稍有好转就下地和大家一起行军，一路说说笑笑，对开辟华中抗日新局面充满信心。

到达四支队驻地后，海东同志在一次召开四支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上高兴的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分别五年了，现在我们又要战斗在一起了。我相信在中原局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在同志们共同努力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我们一定能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939年12月21日，驻在全椒和滁县的日伪军一两千人，向我周家岗周围的根据地进行“扫荡”，巢县日伪军为了配合“扫荡”也出动了一千多人，侵入国民党政权专署所在地古河镇，驻在当地的国民党专员李本一，虽然拥兵五千余人，但是被日伪军的气势汹汹吓破了胆，打了几枪就一口气逃到了和县善厚镇躲了起来。

徐海东司令员根据敌情和刘少奇、张云逸关于“避其锋芒、击其弱翼”等指示精神，充分利用地形，出敌不意给予敌人歼灭性打击，决定由七、九两个主力团打好这一仗。决心确定后海东同志迅速从太平集的四支队司令部赶到七团团部，进行作战部署：七团三营七、八连和七团一、二营和九连分别在周家岗西北常山岭和周家岗西南山地设伏，以九团主力在周家岗南的复兴集、玉屏山设伏，阻击大马厂之敌北进，敌人遭我九团打击后，退回复兴集镇上，不敢向周家岗前进。

21日上午，另外两路敌人想接应大马厂之敌，开始向复兴集运动，我七团二营两个连尾追敌人，将敌人赶进我军的伏击圈。在这里设伏的七团一营，是一支红军老部队，它的前身是当年徐海东同志率领的红25军74师的一支以打硬仗著称的英雄部队，战斗骨干大多是红军时期的老战士。

敌人进入我军伏击圈后，七团一营先放过了日军小队，待后面的骡马辎重和伪军一露头，即以猛烈火力给予打击，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冲进敌阵，将敌人截为数段。敌人突遭打击，首尾不能相顾，通过的日军不敢回援，占领了附近几个小山头向四周盲目开炮，被包围的伪军有的举手投降，有的夺路而逃，骡马四处逃散。一个押运弹药的日军小队长，膀粗腰圆，头被我们刺刀挑破，血流满面，仍不肯投降，被我三个战士扑上去将其生擒，押下战地。

敌人遭我突袭，伤亡惨重，不敢前进，也不敢全线撤退，只好退缩到山根曹和西何家等山庄，据险固守，以图待援。我英雄的七团一营趁夜扑下山来，夜袭该敌，一连发动十几次冲击，一连一排长牺牲，三排正付排长负伤，有的连、排子弹打完了，就与敌人拚刺刀。打得日伪军狼狈不堪，斗志全无。

22日天一亮，被围之敌丢弃大量武器装备和伤员，仓皇南逃复兴集，途中遭我七团其他部队伏击，又被消灭一部。其余残部会合后逃到复兴集，当晚又被我九团猛烈袭击，伤亡惨重。

各路日伪军被我军打击后，于23日开始全线撤退，回窜巢县的一路，被我九团沿途追击，予以杀伤，我九团趁势收复古河镇，并从河里捞出不少李本一部丢弃的掷弹筒和大批枪支。

回窜全椒的一路，途经小尚村和东刘村时，被我七团截击杀伤，在我军猛烈阻击下，敌人且战且退，直到退入大小童时，又遭我预伏部队几十挺机枪和蜂拥飞来的手榴弹的火力打击，敌人鬼哭狼嚎，惊魂飞散，心胆俱破，彻底丧失了抵抗能力，敌人溃散后纷纷夺路逃命。我七团一直追击到谭墩才奉命收兵。

经过三个昼夜的激战，我四支队七、九两个团粉碎了敌人的三路“扫荡”，共毙伤俘敌160余名，其中击毙日军中队长毛高千穗，生俘分队长一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仓皇败退的敌人缩回巢穴，半年多不敢轻举妄动。

周家岗反“扫荡”作战的胜利，使淮南我军的声名大振，坚定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胜利信心。

战斗结束后，群众纷纷返回家园，人们奔走相告，大小村镇一片欢腾，极大地提高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打开了抗战新局面。就像当年在当地广为流传的歌曲《在周家岗上》所咏唱的那样：

              周家岗坐落在路西的大路旁，              

              皖东的第一次反“扫荡”，我们夺回了那个地方。

              ……………

这一带的人民群众把新四军、新四军四支队和徐副指挥的名字记在了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