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二师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组建的，由新四军四支队、五支队、江北游击纵队组成，三个支队分别改编为新四军二师四旅、五旅、六旅。淮南抗日根据地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19块敌后民主抗日根据地之一。

淮南民主抗日根据地，主要包括皖东地区津浦路东和津浦路西两部分，她地跨苏皖两省，位于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西至瓦埠河，东至运河；地处南京、蚌埠、合肥、扬州之间，东与苏中新四军一师毗连，东北与苏北新四军三师为邻，北面与淮北新四军四师衔接，西与鄂豫皖新四军五师呼应，西南与皖江新四军七师接壤，南面与苏南新四军六师隔江相望。这样重要的地理位置，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敌人和我们都是志在必得，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对敌人来说，南京是日本侵华派遣军的大本营，又是汪精卫汉奸政府所在地，我新四军二师和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就像一把钢刀顶在敌人胸口。我二师和淮南抗日根据地控制着津浦路南端两侧，直接威胁着津浦路交通大动脉，长江、淮河、洪泽湖、高邮湖等水上运输通道也在我们的控制和威胁之下；我根据地控制了的广大乡村，使粮食和兵员等战略人力、物力资源被我掌握，基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严重削弱了敌人的侵略实力。

对我方来说，淮南抗日根据地处于华中新四军的中心枢纽位置，东西南北与华中新四军各师和根据地连成一片，互为屏障、互相依存、相互支援，形成一个整体，发挥合力作用，保证了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后期的整体发展。

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不失时机地筹划和组织指挥了“发展华中”，“向东发展”的战略，从1937年起，曾多次电令周恩来、项英，明确要求新四军四支队向东发展，派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等同志从江南过江到皖东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派胡服（刘少奇同志）以及延安其他干部到皖东组建了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开创建立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二师和淮南根据地配备了大批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干部，如邓子恢、郑位三、谭震林、戴季英、郭述申、刘顺元、方毅、张劲夫、彭康、黄岩等同志，同时也配备了很强的军事领导干部，如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高敬亭等同志。足见党中央对淮南根据地的重视和深谋远虑。

淮南抗日根据地是侵华日军眼中钉、肉中刺，日本侵略军不惜动用重兵，伙同国民党顽固派李品仙、韩德勤及其他地方反动武装多次对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夹击、蚕食、扫荡，对我军民实行疯狂的烧杀抢“三光”政策。

二师和淮南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在刘少奇同志来皖东后，以传达学习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起点，统一思想，批判清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右倾投降思想，明确了全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在党的领导下，正确理解和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人民政权，扩大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以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广大民兵相结合的斗争方式，以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为主的战法，以广大军民的热血和生命，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一次次粉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一次次痛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凶猛进攻，英雄的淮南军民在艰苦的斗争中越战越强。

新四军二师1941年底被评为华中建军模范；在政权建设方面，淮南根据地也为华中各根据地起到了先导作用。1941年5月，刘少奇同志在在中原局会议上作《关于地方党问题的报告》中说：“皖东特别是路东根据地的工作，与华中其他根据地比较是最好的，最正规的！”因为淮南是相对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所以在八年抗战中，成为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成为华中新四军抗日的军事、政治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

据统计新四军二师与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抗日战争中与日伪军、顽军作战三千四百多次，粉碎日伪顽军数千人以上的“扫荡”、进攻二十余次，牵制日伪军数万人，歼灭日伪顽军61000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在长期抗战中，新四军二师也不断发展与壮大。主力部队从开创时期的一个支队四个团的3100人，发展到四个旅十一个团共35000人。地方部队以一部分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发展成两个军分区，十五个县总队（独立团），共15000人，民兵20万人；根据地面积发展到21000平方公里，人口330万；逐步建立的政权机构有一个行署，两个专员公署，十七个县级政权。二师和淮南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两万多人，其中县团级以上的

干部有四十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