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克玉同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作为新四军的老战士，我亲身经历过大江南北血与火的战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期间，我有幸参与主持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的编写工作，曾阅读过八路军的大量史料，八路军、新四军英勇奋战的历史画卷及其光辉业绩，常常使我梦绕魂牵、缅怀追思，值此纪念胜利的时候，更是热血奔涌，心潮难平。今天写下这篇文章，完全出自我对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深切眷念，同时也寄托着我对在抗战中牺牲的先烈们的不尽怀念。

　　应运而生 抗战劲旅

　　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为适应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需要，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而诞生的，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劲旅。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团结御侮、抗日救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要求。但是蒋介石采取“绝对不抵抗 ”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仍然集中兵力进行“剿共”的反革命内战，致使东北沦陷，冀察两省大部主权丧失，祖国的半壁大好河山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之下。“四顾神州 , 版图变色”, 民族危急，国难当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及时转变自己的路线、政策，由“抗日反蒋” 改为“逼蒋抗日”、 “联蒋抗日”, 并于 1935 年 8 月 1 日发表 《为抗日救国告 全国同胞书》 ( 简称“八一宣言”) , 公开向国民党提出联合抗战的建议。蒋介石却不顾华北和全国危亡的局势，于 1936 年 10 月飞赴西安，就执行“剿共”命令向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摊牌，逼其做出抉择。这年 12 月 12 日，坚持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从民族最高利益出发，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 10 年内战，国共两党开始走向团结抗日的道路。

　　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的国共两党谈判，其核心是红军的改编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呼吁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并郑重表示，为实现全民族抗战，愿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中华民国特区政府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为软弱，仍坚持按他的意愿改编红军，并企图通过改编逼朱德、毛泽东 “ 出洋”, 致使谈判未果。直到 “八·一三 ”日寇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军队被迫在华北和华中两面作战，蒋介石才再次邀请周恩来、朱德赴南京，就红军改编等问题重新举行谈判。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于 1937 年 8 月 25日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 后按全国统一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 后改称为正、副总司令 ), 下辖第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三个师和总部直属队 , 共计 4.6 万人。

　　改编红军理所当然地包括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及游击队，它们是一个整体，两个部分，不可分割，无容置疑。但国民党在这一问题上横生枝节，使尽手段。早在 1937 年 2 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 , 就制定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即把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而对南方各省的红军及游击队，则调集 40 多个正规 师和 60 多个保安团，限期进行秘密“搜剿” 、“追剿 ”。这样，就形成了全国性的内战虽然基本结束，但南方各游击区的战争却愈益激化，斗争更加尖锐和残酷。直到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国民政府才同中共中央达成同意将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 简称新四军 ) 的协议，叶挺为军长，经过交涉又核准项英为副军长。

　　随后，国民党又要求各省红军及游击队到指定的地点接受 “点编”, 企图借此缴械、扣留、枪杀。1938 年 2 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命令江南各省红军及游击队到皖南岩寺地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 ( 今红安 )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集结改编。至 4 月中旬，江南、江北各红军及游击队 , 绝大部分先后到达指定地域。4 月 4 日，军部由南昌进至岩寺。由于蒋介石不同意按正规军部队给师、旅番号，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编成四个支队，共 1.03 万人。新四军组建之初，正是上海、南京及江南国土大片沦于日军之手的时候，大江南北横遭掳掠，大批同胞惨遭杀戮，锦绣河山满目疮痍，目不忍睹。新四军为了人民的利益，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深入到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 , 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将所属部队扩编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师和一个独立旅以及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 , 共 9 万余人。

　　应抗战之运而生的八路军、新四军龙腾虎跃地开赴敌后战场，以艰苦卓绝、英勇无畏的行动，将其闪光的名字彪炳于千秋史册。

　　英勇奋战 铸造辉煌

　　“七·七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上进行的，正面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敌后战场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这两个战场相互依托、相互配合，共同赢得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伟大胜利。

　　抗日初始，日军集中力量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实施战略进攻，继占领平津后，大举进攻华北，以 37 万兵力决战 60 万担负防御华北作战任务的中国军队。虽然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方针，未能阻止日军的长驱直入，但广大官兵发扬守土抗日和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予日军以迎头打击。自“八· 一三 ”开始的凇沪大会战，虽然 70 万国军不敌 30 万日寇，但广大爱国官兵英勇悲壮，浴血奋战 3 个多月，毙伤日军 4 万多人。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首先在南线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继而在北线将东路日军击败于临沂地区，又将西路日军之右翼阻止在嘉祥地区，粉碎了日军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 ,歼灭日军万余人。1938 年 6-10月，百万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侵华日军展开了保卫武汉的大规模会战，历时 4 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毙伤俘敌近 10 万人。为抗击侵华日军进攻长沙，中国军队先后进行了三次长沙会战，给日军以有力打击，日军自称伤亡 6000 余人。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

　　正面战场虽然给日军以一定消耗，但未能遏制其前进，丧失了过多的国土和城市。敌后战场则担负起了抗击和迟滞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使日本所追求的“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成为泡影。

　　敌后战场，是相对正面战场的敌人后方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军采取政治诱降、军事打击的政策，转移主要兵力进攻其后方战场 ，敌后战场也就成为抗击日伪军频繁进攻的主战场。

　　同正面战场相比，敌后战场更加错综复杂和艰难困苦。一是战场极为广大。它既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创建的华北、华中战场，也包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各个战场；既包 括“七·七 ”事变全面抗战以来的敌后各战场，也包括“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区战场。这些战场分散在全国各地，被敌阻隔，互难联系。二是日伪军极为众多。随着日军把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抗日武装， 1939 年底，侵华日军将其 24个师团中的 9 个、20 个独立混成旅团中的 12 个和 1 个骑兵集团，配置在华北地区。此外，为推行“以华制华” 政策，直接利用中国人组织伪政府和伪军。先是建立“伪满洲国”, 炮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蒙古军政府”, 后又在平津分别建立“治安维持会” 、“治安联合会”, 直到后来的华北临时政府、伪江苏省政府和汪伪政权等。这些伪政权都拥有数量可观的军队，仅汪精卫的“ 和平救国军”, 就有正规军 67 个师、20 个旅、11 个集团，总数达 62 万人。三是斗争极为复杂。在敌后战场，日伪军、地方实力派、国军和共军，四种力量争雄； 国民党政权、伪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三种政权并存 。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武装，就战斗在日伪军的卧榻之旁、心脏地区。华北、山东八路军就在日军眼皮底下摆战场。淮南路东的新四军，距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京仅百里之遥，其险恶艰难程度不言而喻。四是环境极为险恶。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频繁的“扫荡” 、“ 清乡”, 实行凶残的“烧光、抢光、杀光” 政策 。据统计，从 1938 年 1 月到 1942年 11 月底的 5 年中，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扫荡” 累计 2430 次。 1942 年 5 月一 6 月，日军在冀中发动“五一大扫荡”, 共杀害群众 5 万多人，造成冀中“无村不戴孝 , 到处是哭声”的悲惨景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反共军事摩擦，再加上严重自然灾害，使敌后抗日根据地财政经 济十分困难。在最困难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粮食吃，没有衣服穿，没有枪弹用，受伤生病没有医药治疗，几近到了难以生存的地步。就是在这样极为广大、敌众、复杂、险恶的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灵活机动，纵横捭阖，铸造了无与伦比的辉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量歼灭日伪军。随着敌后战场逐渐成为重点战场和主要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侵华日军兵力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由 1938年的 58.8%，逐渐增加到 1944 、1945 年的 64% 和 69%,1941 年 的比例高达 75% 。八路军出师伊始，日夜兼程奔赴华北抗日前线，首战平型关，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一举击毙日军精锐 1000 余 人，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民心、军心。 接着夜袭阳明堡机场，以伤亡 30 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 100 余人，毁伤飞机 24 架，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的忻口防御作战。 1939 年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师各一部，对日军华北方面军 2 万余人的冬季“扫荡” 进行反击猛攻，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 , 毙伤日军 900 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1940 年夏秋，历时 3 个半月，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共作 战 1824 次，毙伤日军 2 万余人，伪军 5000 余人，俘日军 280 余人，伪军 1.8 万余人, 使日军凶焰大挫， 胆战心惊。8 年中，八路军抗击日军侵华兵力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与日伪军作战约 10 万次，歼灭日伪军 124 万余人。

　　拼杀在华中敌后战场的新四军，有着更加特殊的困难。新四军军部直到 1937 年底才在武汉成立，部队进入敌后时间较晚，地域狭窄，处在日伪顽的强大夹击之中。指战员们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敌人“心脏”地区炸响了一声又一声响雷。1938 年 5 月的蒋家河口伏击战，是江北新四军对日军的首次战斗，击毙日军 20 余人；同年 6 月的韦岗伏击战，是新四军进入苏南敌后的处女战，毙伤日军少佐以下官兵 20 余人，打击了日军气焰，鼓舞了军民斗志。在皖南、浙东、豫鄂边，到处弥漫着抗日烽火，回荡着歼击日伪的凯歌。1940 年 2 月，李先念率部进攻汉阳侏儒山，令驻汉日军 “谈李色变”, 三镇戒严。1943 年 3 月，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一部，为掩护苏北淮海区党政机关安全转移，与分路合击的日伪军进行了激战。该旅第十九团二营四连在刘老庄与重重包围的日伪军展开激战，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坚贞不屈顽强战斗，歼日伪军 100 余 人，全连 82 名指战员全部壮烈殉国。1944 年春，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于 3 月 5 日至 13 日发起以夺取车桥为主要目标的攻势作战。歼灭日军 460 余人，俘 24人，伪军 480 人，摧毁碉堡 50 余个，收复据点 10 余处，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实现了苏中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1945 年 12 月，由粟裕亲自指挥的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发起高邮战役，歼灭拒降的日军 1100 余人，伪军 4000 余人。8 年抗战，新四军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日军，最多的时候达到 16 万人，约占侵华日军总数的 22%；进行了 2.46 万多次战斗，歼日伪军 2937万人，伤日伪军 12.42 万人，日伪军投诚反正 5.4 万人，总共 47 万多 人。

　　有力打击顽固军。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始终存在顽固派。他们不看发展变化的大势，不顾国家民族的大义，顽强固守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一方面想借日军的屠刀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另一方面制造种种藉口，直接把刀枪指向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特别是 1939 年春夏以后，日军决定建立汪精卫“伪中央政府”的同时，对国民党军队采取政治诱降和军事迫降两手，在这种大背景下，有的顽军公开投降日军，成为伪军，充当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帮凶；有的则按照“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图谋，在全国各地挑起军事摩擦，先后在山东博山、河北深县、 湖南平江、河南确山等地制造流血惨案，杀害八路军、新四军官兵和我党政人员达 1600 余人。不打击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就不能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就不能坚持对日作战，就不能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八路军、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对顽固派进行毫不妥协政治斗争的同时，在军事上给予沉重回击。当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阎锡山制造“ 十二月事变”时 , 八路军进行了坚决的自卫反击,打退其嚣张气焰。在晋冀鲁豫地区,对进犯太行、太岳地区的鹿钟麟、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八路军给予了痛击。在山东，八路军山东纵队打退了沈鸿烈、秦启荣等顽军的一次次摩擦和进犯。顽军对新四军的进攻，首先是由韩德勤从苏北发起的，新四军在黄桥战斗中使其损兵折将，气焰顿消。于是顽固派们又打起了皖南新四军的主意。他们限令新四军一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