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16日《中国集邮报》头版头条刊出《王力军又有惊人发现稿字邮票六方连京城掀波澜》惊天动地，2005新年第一期《中国集邮报》第六版又见到纵苇斋人文〈"稿”字邮票的印刷与纸张〉一文，更是翻天覆地。题目为“稿”字邮票的印刷与纸张，结论则是原存世电报纸印制的“稿”字邮票是报社编辑记者在抗战胜利后自制的纪念品，而近期发现用白报纸印制的六方联“稿”字邮票才是“正式邮票”?提出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书名纵苇斋人的作者将原来报社用新华社明码电报纸印制的“稿”字邮票，说成“邮票的版是当时根据地印钞局借过来的，还是报社又复制了一块?”，“如果要印邮票，还要把石印机也要借过来才能开工。费这么大的劲，就为印几张仅仅用于稿件传递的邮票，也太费周折了”，“新四军每个师都有自己的印钞局，专门负责印制钞票和邮票，其精美程度远远胜于当时的报纸”。这段话不仅否定了用电报纸印制的“稿”字邮票，而且否定了“稿”字邮票由新路东报社印制的。邮票版子是印钞局所制，是借过来的根据是什么?版子?什么版能说清楚吗?有什么根据如此肯定华中局淮南区新路东报和淮南日报社印刷厂没有石印机?没有条件印制邮票?华中各区包括淮南根据地的邮票都是统一由印钞厂承揽，如此断言的实际根据是什么，仅就淮南区所发行的十几套邮票，区目记载是由新路报社和淮南日报社所印制，如按纵苇斋人的说法应该都是印钞厂统一印制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不论山东或华中抗日根据地报社印刷厂都备有石版和石印机，有的报社开始出报时用的就是石版印刷。华中江淮印刷厂、苏中报印刷厂、苏中抗敌报印刷厂、淮南新路东报印刷厂、淮南日报印刷厂、淮南教育出版社、山东大众日报社等都备有石印机。在《烽火年代的印刷战线)一书中都有详情记载(注)。新四军老战士何开元抗战时期在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领导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淮南路东参加革命，并从事印刷工作，在“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一文中提到“印刷厂设在江苏省盱眙县……我开始工作时，学的是石印。所谓石印，就是把有药水的字反印在石头上，然后再用人工一张一张地拓印下来。我开始干的就是一种叫‘抹水’的辅助工作……”。所以在当年路东报社和淮南日报社是有条件印制精美邮票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报社同现今的报社有很大的区别，有不少地区的战邮总局就产生在报社经理部或发行科，而新华通讯社在各地的分社编制都在地区报社，只是分工不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报社机关是军事化的，因战事变幻莫测在反扫荡中的军事行动都由报社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包括编辑部、通联部、新华分社、经理部、印刷厂、电台等机构的行动方向以及日常生活的安置。

    二、纵苇斋人认为使用新华社明码电报纸是不附合保密制度的“以我们在革命时期的保密工作习惯……就连基层支部会议，一般委员的会议记录本子，在当时都算作保密范围，非党员都不能看，又怎么会用曾经使用过的电报纸来印制邮票呢?”，“根据地之间或是部队之间的通讯显然不会用明码。共产党同国民党之间的联络，要防备日寇和汪伪，也不会用明码。当时根据地的电台少之又少……一个师不会有多余的电台供私人通讯使用”等语。意为不可能用新华社电讯稿印制邮票以及新华社传送的电讯稿采用的是密码?与军事电台等同!?

    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新华通讯总社代表党中央每天向全国各地和全世界发布新闻稿件，广泛宣传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据根地政治军事经济形势，是党中央的喉舌和声音。它不仅不保密而且希望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都能看到和听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浴血奋战的真实消息。宣传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紧密团结在一起生产自救誓死抗敌的决心，以鼓舞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斗志。新华社电讯稿同我党政军绝密电讯不能相提并论，更不能同地方基层党委会议的记录稿相比较。我党在1947年之前尚处在秘密状态，党员身份和党内组织是不公开的，不要说是党委。非党员不能参加党的会议，更不能阅读有关记录文件，就连谁是党员都不能直接问询。这同发表在党报上的新华社通讯稿每日新闻怎能联系在一起。

    纵苇斋人对新华通讯社是什么性质的机构都没能搞清楚，新华社每天都要向全国全世界发布消息，依靠的是电台，新华社各地分社如果没有电台岂不成天大笑话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各地区新华分社不仅有电台，而且还有分台备用，行军依靠肩挑或牲口背驼运载，一到目的地随即架天线接收延安新华总社的电讯，同时向总社发报介绍根据地党政军民重要信息和新闻，与军事电台完全是两码事。报社和新华社电台归属中共中央华中局或各地区党委领导，怎么能扯上同新四军二师的军用电台!新华通讯社明码电讯稿并不保密，从报社编辑到排字、校对是直接使用明码电报纸稿的，每当中央有重要指示或重大胜利消息时报社全体人员不分昼夜等待新华社电讯稿以便及时见报，是经常的事，在战争年代本人还曾利用其背面空白部位钉过笔记本。所以为了节约用纸利用电讯稿的背面印制邮票并不是不可能，报社和新华分社每天收到的电讯稿消耗甚多，而且现存的实物也证明了这一点。“稿”字邮票及其四方连票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人物俱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当然也不排除新华社内部另设有密码电讯，但不属此文的探讨范围。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战略的需要，党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新华通讯社也随之行军转移，一时各地方新华分社收不到总社新闻稿，只好利用无线电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消息，抄录塔司社有关新闻在报上发表。1941年<大众日报)社在反扫荡中通讯部长郁永言和电台台长叶风川同志率领的第一战时新闻小组的二、三十位同志，不幸陷入在大青山的合击包围圈内，除个别同志胜利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这仅只是一例。

    三、纵苇斋人认为“华中局的机关报，在敌伪的围剿下，自然会有纸张……只要有能力印报纸，就不可能因物资紧张而没有印邮票的纸张”。“十张报纸就可以印两三千张邮票……连十张报纸都要计算，这报还能印吗”。此说否定了战争年代大生产运动和节约救国的精神。

    在根据地报社最困难的是纸张供应，纸张笨重庞大消耗大，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的严密封锁，通过商人渔船一点一滴从敌占城市分散采购偷运抵根据地，有时甚至付出血的代价。对原材料的节约爱护人人有责，几张白报纸都要计较，正说明在艰难困苦的年代人们时时处处考虑到纸张的来之不易，将过期电报纸废物利用非常现实，完全可能，这是一种令人敬佩值得后来人学习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近二十多年来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今天，还必须倡导勤奋节俭为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历史上利用废纸印制邮票也并非仅此一例，在东北解放区物质条件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尚利用过期的月份牌背面印制邮票，民国时期安徽凤台县利用局内旧报表纸印制临时邮票等等，按纵苇斋人的观念杯水车薪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了?

    四、网上见到的评论。

    “稿”字邮票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开辟的淮南区交通总站发行的专用于寄递新闻与稿件的邮票，用量有限且其中大部份在战争中被毁，以前仅发现存世10枚，其中唯一的四方联邮票被国际集邮界誉为”东方一宝”，目前市值人民币千万元左右。

    邮票诚可贵，研究价更高，邮展夺大奖，两者不可少。

    那个司法鉴定连我看都不权威。

    最最关键还是研究。

    现在有人本末倒置，将真票说成是假的，假的说成是真的，背后还有人撑腰。

    他说过他是生意人，他确实不可能随意购进一些东西，但一旦购进了肯定是想有回报的，这‘样就糟了。

    X X X说：他是一位商人，要遵守商业道德(绝非编造)，可能是永久的谜了。

    他收来不会是1千万元吧?

    对于其真实性，俺实在不敢相信。

    真假至今也没有定论，鉴定只是说纸和油墨是那个时代的。

    并没有被证明是真品，好像未有定论吧?

    在战争年代曾从事新闻工作，看到X文，通篇疑问多多，提出来的几个问题都非常不妥。诸如报社印不出精美的邮票(报社有石印机甚至照相制版)，电报纸印“稿”字邮票是编辑抗战胜利后印着玩的!?新华社明码电报纸是保密的?其实新华社明码电讯代表党中央的声音向全世界发布以至广播，同军事电台密码完全是两回事。对当年勤俭节约的精神持否定态度，他不知道当年再话“稿”字邮票的白报纸是用鲜血从敌占区偷运过来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如此重要的报刊上令人震惊。

    现在社会，敢于将真话说出来的人，越来越少了。一是不愿得罪人，二是与自己的利益有关连，如此而已。

    网上评论多多，此处仅仅列出几条。

    注：<烽火年代的印刷战线)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发行，内页有陈云、陈丕显、叶飞、张爱萍、郭化若、管文蔚、王益、赖少其题词。编辑沈琮、肖虹。上文另参考了俞永梁先生生前寄我的”淮南区邮票若干问题的探讨”一文，俞文参照中共滁州市党史办编印“淮南地区党的喉舌”“淮南日报社”史料集，199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作者都是老报人当年淮南区的新闻工作者，内也包括周世民(四方连稿字邮票最初拥有者)以及有关领导近二十人。

再话“槁”字邮票

    一、地摊上见到“稿”字邮票。

    事有凑巧近日去宁波范宅古董市场遇到一位自称来自山东德州的商贩，地摊上除各种杂件外另有几大本邮册，内有税票、民国票、各种单证、清代民国时期实寄封片，以及大量珍贵的邮票、税票样张等等，多年未见如此丰富的邮册。可惜有大量伪品充塞其中，比较明显的有样张，之外尚有解放初期印制的毛像供给制明信片与清代贴蟠龙票盖大圆戳的实寄封，制作甚为粗糙。最令人惊异的是邮册内尚有珍贵文物“稿”字邮票，看上去十分逼真，陈旧发黄的白报纸上印淮南区五角星图原票，加盖黑色“稿”字非常精美无隙。问其售价为200元，古董市场的套话1元等于100元，200元即20000元(枚)；在另一页里又见到未加盖“稿”字的淮南区五角星图原票底图，同样非常逼真。经询问这位古董商此票的出处，回复是他的父亲曾集邮，还藏有“稿”字和淮南区五角星图票的连票，只要肯出高价可以提供，其来源则属于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恕不能详告之。看来白报纸上印的“稿”字邮票已不怎样稀罕和珍贵了，连地摊上也可以买得到!?

    回想起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掀起收集与研究解放区邮票的热潮，在寻觅和研究过程中笔者曾接触到一些难以忘却的事情，对当今鉴别解放区邮票也许会有一些参考价值，现摘记两则。

    九十年代初期在杭州和上海邮票市场有幸两次遇到来自陕北地区的白先生，当时笔者热衷于解放区邮票的收集。白先生称他来自陕北带有非常珍贵的西北“中华苏维埃邮票”试样票(T．SY一5)，获此良机当然不能错过，一睹芳容。在白先生大本邮册中夹满了散乱的JT邮票之外，见到其中用黄土纸兰色油墨印制的西北中华苏维埃邮票，内有单枚以及四方连、大方连票，半分军人图占多数，品相上好。鉴于对方开价甚昂，加上邮票的陈色看上去不太像存放半个多世纪的旧物，未敢引进。据介绍这批苏维埃邮票北方的某先生吸纳不少，样票也是为他提供的。我不清楚这些来路不明的西北苏维埃邮票是否上过邮集以及它的真伪。

    另一次邮友带来两件三十年代初由江西老革命根据地寄发的实寄封，上贴有苏维埃邮票，并盖多枚红色始发和中转邮政日戳，落款处盖苏维埃红军番号关防。信封纸张已经十分陈旧直觉不像伪制，经过细察所贴邮票疑点甚大，加上各地所盖销戳和印章使用的印泥色泽断定伪制无疑。在同一时期集邮杂志曾披露江西地区冒出来贴有苏维埃邮票的红军实寄封，看来伪作者绝不会仅仅只制作一二件，邮界必须引起高度警惕，以维护解放区邮票的尊严。

    其实早期苏维埃邮票和实寄封只要从它的源头——发现人和出售人人手，深入调查研究，它的真实面貌终究会搞清楚的。真品出处光明正大，保存者大多是老革命根据地红军后裔及其家属或则旧档案，即使经过邮商几番转手，也是可以调查清楚的。革命文物珍惜万分，完全可以坦诚见之于报刊，决不能让它长期埋没；出处不明，含糊其词，疑点多多，难以见人的珍品其中必有诈。总之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历史会作出见证。

    二、复纵苇先生电报纸“稿”字邮票为啥没旧票?一文。(见<中国集邮报)2005年3月25日第22期第6版)

    1、纵苇斋人先生文中明确提出对“稿”字邮票以及“新路东报”所印刷的十几套邮票存在疑问，认为目录不一定是正确的。笔者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可，对人民邮电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解放区邮票目录)中的错误进行修正应该是件大好事，还以历史的真实面貌。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要有历史资料和实物为证，并以充分的理由予以更改修正，仅仅依靠怀疑和想像是不能成立的。诚如纵苇先生文中所说的那样需要“令人信服的材料”才能证实淮南区十几套邮票都是由米纳和他的助手在印钞厂共同设计刻制和印刷发行的。

    2、关于电报纸印制“稿”字邮票，纵苇先生文中提出的疑问和理由是为什么其它十几套淮南区“新路东报”印制的邮票没有一套是用电报纸印刷的?唯独只有“稿”字邮票利用了旧电报纸，以此来否定历史遗存的电报纸印刷的“稿”字邮票。另以近期所见到的淮南区“平、机、快”方连邮票作为实证，说明“稿”字邮票用旧电报纸印制是不可能的，仅仅凭此“理由”来否定存世的“稿”字邮票似乎不太充分，显得十分牵强。本人在前文曾介绍新华通讯社明码电讯稿并不保密，根据我的亲身经历从报社编辑到排字、校对都是直接使用明码电报纸稿的，每当中央有重要指示或重大胜利消息时，新华总社事前给各地分社发出预告，报社全体人员不分昼夜等待新华社重要电讯稿以便及时见报，是经常的事，在战争年代本人还曾利用其背面空白部位钉过笔记本。所以为了节约用纸利用电讯稿的背面印制邮票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报社和新华分社每天收到的电讯稿消耗甚多，而且现存的实物也证明了这一点。

    3、纵苇斋人先生为了回应郑先生的“教诲”中提到，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公开的。根据本人经历以及所知，前文的说法并没有错，1947年之前党是不公开的，地区机关部队党支部全体党员身份是保密的，这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党组织的安全和生存所必需。鉴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党已经逐渐强大，为了解放战争的需要，更好地密切联系群众才逐步公开。但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及敏感地区(国统区与解放区交界处)，共产党员的身份仍是绝密的。近日在市邮协召开年会时遇到邮协顾问原市委书记伏老，问及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否公开的问题，他回答说：当年在根据地我还在部队，党员的身份不仅不能向外人说，就是回家也不能同亲人说，你所说是对的。当然并不包括党内高级领导和在地方政府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纵苇斋人先生不知从那本书上看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党员的身份是公开的?

    4、纵苇斋人先生谈及邮票的严肃性中提到“怎么到了淮南，一个报社就可以随随便便印邮票呢?”我不清楚纵苇斋人先生是否经过详尽的调查研究，所有淮南区发行的十几套邮票都未经淮南区邮总批准印发，而是“新路东报”社随随便便印制发行的!?请纵苇先生是否能用令人信服的材料逐一证实一下。

    纵苇斋人先生在第4点内讲到山东“县办报刊专用邮票”发现认定的过程，内提到：这枚邮票曾被某些“大人物”们称之为“假票”，后来赵付部长发话了，“大人物”们也就闭上嘴了。我感觉这同纵苇斋人先生所说的“要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要允许别人对某些下过结论进行修正，这才是应有的态度”的精神似不太相附，先生可以怀疑十几套淮南区印制和发行的邮票，区票目录记载存在疑问，甚至认为“稿”字邮票是《新路东报》社编辑记者私自印制留作纪念的!?为什么别人不能对“县办报刊专用邮票”提出不同的看法呢?讥讽别人为“大人物”，让别人“闭上嘴”那么自已呢?学术探讨对事不对人，集思广义，互相尊重为好。

    1947年山东解放区日照县使用的“县办报刊专用邮票”，看上去确实简陋得不像一张邮票，既无图案又不见花纹齿孔。根据我所了解山东抗日根据地不仅有铅印石印而且有照相制版设备，胶印，配备比较齐全的除了大众日报之外，尚有军区政治部、北海银行、胶东日报社、北撤的华中银行等，石印在各大军区印刷厂都有，华中银行和北海银行还有胶印。山东战邮在抗战时期已经使用照相制版术凸版印制了精美的首套毛泽东像邮票，说明在当年根据地印刷条件已经比较好了。1947年根据中央军委政治部的指示要求在华东地区出版一本大型战争画册，这项任务落实到大众日报社，由著名画家沈柔坚同志为主编(抗战时期设计过邮票)。当年报社已经撤离至五莲县(原诸城县一部分)长春岭马耳山一带，离华东局不远。前线记者的作品不断充实了画册，临到完成又经历了一场大战役，报社从诸城五莲县转延至日照县甲子山下，华中日报社印刷厂附近(当年临时改编为大众日报社为三厂，原三厂为石印厂并人新华书店)。报社部分人员撤退到沂蒙山区安家休整，柔坚同志和我们在一起，此时敌人已经在我们前面了。1947年在日照(即“县办报刊专用邮票”发现地)最后完成了这本大型画册，由三厂承印。所以在如此优越的印刷条件下，怎么会印制出如此简陋的县办报刊临时邮票(贴纸样式)，直至今日仍百思不得其解！

    5、利用废旧的明码电报纸和各种报表纸的背面装钉成笔记本废物利用并不为奇，笔者在八十年代初还购得一全张非常完整的华中解放区所印发的兰色“便”字毛泽东像邮票，边端留有装钉孔，对折后背面空白部位当作笔记本。拿有价证券钉作笔记本岂不是更不可理解。我在前文举了两例，内包括区票以及民国时期临时邮票，说明用废报表纸印制邮票在历史上并非空前绝后，如果仔细寻找一番，可能还会有新的发现。

    对“稿”字邮票纵苇斋人先生最后提出了两个推论，一是“稿”字邮票是抗战胜利以后人们用旧电报纸印的纪念品；二是“稿”字邮票停用后，为了节约纸张，报社在已经印出来，然而停止使用的“稿”字邮票的背面，印上了抄报用的表格，供报社使用，废物利用。只有以上两种推论才能说通，为什么找不到用电报纸印的“稿”字邮票的旧票。此推论如同纵苇斋人先生前面所探索的存在逻辑紊乱，自相矛盾，先生提出抗战时期淮南区《新路东报)社印刷的十几套邮票，区票目录记载存在疑问，从有关资料证实此十几套邮票都是由米纳和他的助手在印钞厂共同设计雕刻的，怎么可能拿到报社去印刷呢?既然如此1945年报社编辑记者用电报纸印制“稿”字邮票留作纪念，势必带着旧电报纸前往印钞厂加工印制，或则按纵苇斋人先生的说法到印钞局借用印版到报社印刷厂进行复制，如此说法确实有点像天方夜谭! 在根据地印钞厂比任何机关要保密得多，包括驻

地都是绝密的，非本局工作人员根本进不去，不要说带着旧电报纸进印钞厂去开机印制邮票留作纪念!?或从印钞局借用印版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在八十年代初上海曾发现已故田辛同志拥有一枚“稿”字邮票，同时发现有其它多枚华中区邮票。据我所知田辛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以及地下交通，1945年曾在淮安华中军区参谋处相见，解放后在同一个区工作，他是第一书记。据我所知田辛同志从来没有从事过新闻工作，这张“稿”字邮票的来源是否也能够说成是抗战胜后田辛同志去报社加印留作纪念的呢?

    既然淮南区十几套邮票都是印钞局所印制，纵苇斋人先生提出的第二种推论报社在已经印出来，然而停止使用的“稿”字邮票的背面，印上了抄报用的表格，供报社使用，废物利用，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纵苇斋人先生在文后推测：当然也可以说，还没有找到“稿”字旧票，是因为使用量少或某些偶然原因。加上前面纵苇斋人先生所分析的“稿”字邮票使用时间极短，存世量太少，为之尚需邮界努力发掘贴有此票的实寄封以及旧票，以鉴邮史，笔者对此说甚表认同。

    有关邮史研究和探索同其它学术领域都有它的共同点，在一篇漫话中我曾引用过马克思在回答女儿的提问时写过：“我的格言是怀疑一切”。中国古人也说过“学则须疑”，“不疑处固有可疑，可疑处不无可信”。真正的学术都是从怀疑处开始的，集邮学术研究也不会是例外。在这方面纵苇斋人先生的精神甚为可嘉，但是大胆假设之外还必须小心求证，怀疑只是开始，一切应以事实为根据，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书文除了正确的立论之外，推理必严谨，事实需可靠，问题的内在逻辑层次要分明，理由充足并遵循学术道德才能令人信服。

    之外，史学研究还必须有先进的政治思想为指导，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

    感谢<中国集邮报)为我们研究区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园地，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青年朋友们加入讨论，将抗日战争时期，具有时代特征的珍贵区票——历史的文物，以健康的形象，永远留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