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散文又称小品文，或小品散文，它的一个来源是英国的随笔。 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一书里，曾作了这样的界说：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即随笔——作者注)。【1】

因此，当周作人宣布他渴望“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以为“那是颇愉快的事”【2】时，人们不仅感到了“士大夫的真优裕和文人的假清高结合”的传统名士的“气味”，也感到了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结婚的产儿”——英国绅士的“气味”；人们更感受到了五四时代特有的自由、宽容、宽松的气氛。这就是说，周作人以“生活之艺术”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情趣与哲理，与小品散文的“体性”取得了高度和谐，与五四时代气氛也取得了或一程度的和谐：这就是周作人必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小品的主要代表作家的最基本的原因。

然而在平淡与通达的背后，周作人的内心又是痛苦与寂寞的，这些在他的行文中也有表现。

        一、表面的平淡通达

散文史上历来论者都推崇”平淡”的境界，以为是散文的极境，而且，不少人认为，周作人的散文小品之所以在现代首屈一指，就是因为他做到了真正的平淡。

陈思和在《关于周作人的传记》中说：“他在拒绝了政治力量后，奇迹般地在自己的专业－－散文创作上建立起独创的价值标准－－美文。”【3】由于周作人对闲适达观、“微妙而美”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包含着超越于那个时代对于理想生活环境的认识，他的散文在渊博和优美两个方面达到了中国现代散文的一个顶峰。然而，周作人的“闭门读书论”也好，“夜抄公”也好，都是在逃遁现实无情的围捕。这不免让人想起了中国士人的隐逸，或者和尚的遁世。周作人曾说：“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的，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的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农工，不再多管，见了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却是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想了办法要留住他。”从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心目中的隐士，是一些胸怀理想和抱负，在经历了浩劫动荡之后，对社会和理想产生了悲观绝望情绪，而后消极遁世的人。这就是知识分子固有的骨子里的“济世”情结。然而，周作人并不是一味的想着去“济世”，在1921年的散文《胜业》中，有这样一句话：“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更为有益。”周作人看到了现世的人和事存在着种种的危难，然而他更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那样的渺小，于是他便退而求其次，为自己营造一个“平淡”的象牙塔式的“自己的园地”。

周作人曾写有题为《中年》的文章，宣布“浪漫”的青年时代结束，进入“中年”的“理智的时代”。文章特意指出：“我们少年时浪漫地崇拜好许多英雄，到了中年再一回顾，那些旧日的英雄，无论是道学家或超人志士，此时也都是老年中年了，差不多尽数地不是显出泥脸便即露出羊脚，给我们一个不客气的幻灭。”【4】正是由“英雄崇拜”转向注重“凡人”，由感情的“热狂与虚华”转向“应用经验与理性去观察人情与物理”，才最终选择了“随笔”(小品散文)这种文体。以后周作人在一篇文章里引用前人的著作说，“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中年爱简炼，老年爱淡远”，认为可以此“论文与人”。正是简炼、淡远构成了周作人散文的基本特征。记得闻一多先生曾赞扬冯至的《十四行诗》，称其为“中年的诗”，周作人也认为废名的小说“是给中年人看的”，那么，周作人的散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中年人的散文”。

进入“中年”及“中年之后”，这意味着理性浸透。周作人说，他的“理想”是达到颜之推《颜氏家训》的境界，“理性通达，感情温厚，气象冲和，文词渊雅”【5】。

    所谓“理性通达”，就是奉行中庸主义。这是周作人散文的“魂”：既是思想的追求，又是美学的原则。

                        二、内心的寂寞苦闷

周作人在他所创造的散文艺术世界里，以宇宙万物、异邦、古人为友，显示了他胸襟的通达与博大；但在更深层次上，却又表现了他内心的寂寞。

    周作人曾多次引用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话：“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6】。

    周作人承认，他之所以写作，创造一个散文艺术世界，是为难忍的寂寞感所驱使——我平常喜欢寻求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想象的友人，请他们听我的无聊赖的闲谈。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生人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我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慰安，夹杂读书，胡乱作文，……人是喜群的，但他往往在人群中感到不可堪的寂寞，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盖写文章即是不甘寂寞，无论怎样写得难懂，意识里也总期待有第二人读，……这恐怕是文艺的一点效力，他只是结点缘罢了。周作人正是在现实生活中强烈地感到“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因此，他才渴望打破时空界限，在千载前的古人、万里外的异土寻找“想象的友人”，企求与未见面的读者“结缘”。

    这用心是苦的。

    对于周作人来说，每写一篇文章，都是在与读者进行“心灵的对话”。这就形成了他的散文所特有的“闲话风”：“不把文章当作符咒或是皮黄看，却只算做写在纸上的说话，话里头有意思，而语句又传达得出来。”不沾滞于功利，一切出于自然流露，随意抒写，不加造作，“不费气力，不落蹊径”，“说得又有诚意又有风趣，读下去使人总有所得，而所说的却大抵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大道理”，所谓“简单的文句里实具有博大的精神”，读者读其文，听其言，又“窥见其性情之微，转足以想见其为人”，毫不经意之间竟成“神交”。谈话中又有一种平等、亲切的态度，常用委婉商量的口吻，“亦未可知”、“亦未见得”之类不确定的语句，尽量避免“强加于人”的逼人锋芒。但敏感的读者却仍然能从谦和、诚挚里感觉到一种不露痕迹的优越感——那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思想差距在周作人与读者心理上的反应。这从一个方面说是“大傲若谦”，从另一方面看，则又在贵族风度中蕴含着“超前者”的寂寞感。

    何况，周作人又时时地怀疑于这一切——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的难。我们说话作文，听别人的话，读别人的文，以为互相理解了，这是一个聊以自娱的如意的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了的时候也还不肯立即承认，知道是梦了却还想在梦境中多流连一刻。就是平常谈话，也常觉得自己有些话是虚空的，不与心情切实相应，说出时便即知道，感到一种恶心的寂寞，好像是嘴里尝到了肥皂。于是，周作人仍然不能排遣自己内心的孤独与寂苦。

鲁迅当年批评朱光潜的“静穆论”时说：“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7】这话很对，其实因立‘极境’而陷入‘绝境’者，又何止文艺？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在开始的时候也是相当激进的。我们看看《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论“黑幕”》等等，都是相当激进的，而且并不在鲁迅之下。然而或许是从《乌篷船》、《喝茶》、《故乡的野菜》起，周作人就“平淡”开了。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

在《夜读抄》的后记中，周作人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他似乎有太多的无奈。就像他在《过去的生命》中写到的，他只能默默地看着生命流走：“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我床头走过去了。我坐起来，拿了一支笔，在纸上乱点，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但是一行也不能写，一行也不能写。”这是他1921年经历一场大病是写下的，在这场病痛中，他已经体验到了什么是死亡，以及生命本身虚无的意义。

于是，我想所谓周作人的平和冲淡，也不过是文人在现世里寻找安顿自己心灵的方式罢了。在剔除了“平淡”文字的背后，有过多的无奈，有过多的失语，有过多的静观人世的悲凉，我俨然看到一场贴着土地的鲜血淋漓的人生。

【1】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鲁迅全集》第13卷，第164页。

【2】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一》。

【3】陈思和：《关于周作人的传记》

【4】周作人：《看云集·中年》。

【5】周作人：《书房一角·〈桥〉》。

  【6】  周作人：《谈龙集·有岛武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