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笛卡儿一样，这种哲学在"我思"的自我确定性，在"自我"的意识中找到了赖以立足的基础。可是，"我思"的自我确定性曾为笛卡儿敞开了一个由充满意义的法则和机制所统治的理性的宇宙，在我们的时代，"我思"却被抛入了一个"荒诞的世界"。在那里，一切意义均被死亡的赤裸裸的事实以及不可逆传的时代进程否定。意识到自身力量的笛卡儿式的主体所面对的是一个算计、征服、统治畅行无阻的客体世界，而今天的主体本身便变得荒诞了，它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丧失了任何目的和希望的世界。在笛卡儿那里，"思维着的精神"所面对的是一个"外在的物的世界"，这个世界对精神的知性和行动提供回答，而现在，主体陷入了失望和失败的铁的循环。笛卡儿的世界虽然依靠自身的理性保持着统一，但仍然保留着上帝的位置，尽管这个上帝不能欺瞒世人，而现在的世界在其本质上早已没有神的影子，它不给任何先验之物提供避难所。　

   在荒诞的基础上重建思维绝不会导致反理性主义，这种哲学并非理性的背叛，并未宣布弃绝一切，并不赞同"一切荒诞的都是合理的"。在普遍的摧毁与失望中，有一点不容置疑，精神面对严酷的现实所保持的清醒与明晰。它拒绝任何升华和逃遁，始终确信生存即使"没有仁慈"，没有保护仍然必须继续下去，人只能接受挑战，并在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意义、进行和曙光的世界上寻找自己的自由与幸福，这种生存只能是"意识与反抗"，而怀疑便是它唯一的真理。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吸取了尼采哲学的思想："荒谬的人看到的是一个被烈火焚烧着然而却是铁一般的、明晰的然而却是有限的宇宙，在那里一切都是可能的，然而一切又是被给定的，在它的彼岸便是毁灭与虚无。"思维沉入了黑夜，但这是"绝望的黑夜，明亮的夜，白夜，是精神从那种洁白无瑕的、以智慧这光昭示着每一个对象的清醒明确中升起的前夜。"对这个荒诞世界的体验使一种新的、极端的理性主义得以产生，这种理性主义将它的思维方式与一切法西斯意识形态区别开来。但是，新的理性主义反对任何统化的企图，它的思维悬浮在"荒诞感"及其理解、诗与哲学之间。正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加缪拒绝了存在哲学，因为这种哲学必然要去"解释"不可解释的东西，从而把荒诞的生活中生存，并从事艺术创作，拒绝对具体事物作出解释，"用图像去填充没有意义的东西。"而萨特则相反，他试图将新的体验发展为一种关于人的具体生存的哲学：描绘出"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上此在的结构"，制定出"一种毫无希望的生活"的伦理规范。　

   萨特存在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跨越了战争时期、解放时期和重建时代。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与覆灭并未引起他的存在主义思想的任何变化。在政治制度的更迭中，在战争和和平时期，在极权恐怖之前和之后，对于这种哲学来说，"人的现实"的结构在本质上并无变化。"越变越成为一回事。"历史的荒诞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在法西斯主义覆灭之后世界并未破碎，而是回到了它过去的形式，历史并未完成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而是光荣地恢复了旧有的机制――这种荒诞根深蒂固地内在于存在主义的构想之中。不过，这一构想并不是作为一种历史事实，而是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思想存在丰。对世的荒诞的体验以及人的失败与失望构成了它的基本的本体论经验。正因为如此，它把历史的经验超验化了。萨特把存在主义定意为一种主张"存在先于本质并不断创造着本质"的学说。但是，在他的哲学中，创造着本质的人的存在自身支阳由永远同一的人的本体论结构决定的，人类生存的各种具体形式只不过是这一结构的不同表现方式而已。萨特对存在的分析一亘从展示着经验具体性的历史因素中抽象出来，它就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哲学分析：这种分析仅仅图解了萨特的形而上的元历史设想。而一旦存在主义成了一种哲学，它一定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哲学；它把人的生存的特殊历史条件对象化为一种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的特征。这样，存在主义便成了它自己所攻击的那种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的激进姿态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为存在主义的哲学基础，萨特的那本《存在与虚无》其实是一部关于人的自由的本体论－现象学的拙劣蓍作，这样一部著作甚至在德国占领期间的1943年也得以出版。在萨特看来，人的基本自由在对人的极权奴役之前、之中和之后并无变化，因为自由对他来说就是人的存在自身的结构，即使在最黑暗的条件下也无法被消灭，人甚至在刽子手的屠刀下也是自由的。这同路德所宣扬的关于基督徒处由的诓世欺人的所谓福音又有何区别？萨特的书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正是在这种哲学中，路德的新教教义获得了先验的支持。萨特的自由主体的概念开始是对笛卡儿的"我思"的新解释，展开后却越来越落入了德国哲学的传统而背离了法国的理性主义。不仅如此，萨特的书有许多篇幅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翻版。法国存在主义虽然使某些知识分子的倾向得以复活，但这些倾向在20年代的德国便普遍存在过，中偿过在纳粹政权下销声匿迹了而已。　

   当然，存在主义的上述思想虽然反映了资产阶级世界最内在的倾向，但同时也隐含着另一种方向。萨特本人便曾抗议过所人的自由解释为一种在本质上是"内在的"自由（这种解释与他本人的思想何其相似），强调过应当把他的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联系起来。　

   于是，存在主义呈现出两种似乎互相矛盾的观点，一种是具有现代色彩的永恒的意识形态的重新复活，面对发前的妈役度图将人的自由先验地固定化的倾向；另一种是在整体上否定这种意识形态革命理论。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反映出存在主义思维的内部运动。只有当这种思维不再把人当做"自由的主体"来分析，而是真实地描述他所面临的实际状况――一个物化了的世界中的"物"－时，它才能切中它所要探索的对象：人的具体生存。在这种探索的终点，结论将会完全丰反：人的自由的实现不再取决于"思维着的精神"，即"为我"的哲学，而有赖于"物的世界"，即作为物的身体的努力。到那时，存在主义便会由一种哲学思想转化为一种革命理论。然而，直到今天，存在主义运动仍在原地踏步，仍停留于一种意识形态的本体论。　

   （以上是赫伯特·马尔库塞《存在主义》一文中的一个章节，载马尔库塞文集《文化与社会》第2卷，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1965年版，第49－53页。标题是译者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