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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值得回味的地方清华工字厅 | |||||
| 作者:刘仰东 文章来源:>人民政协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0-9 | |||||
| 清华大学因清华园而得名,书有咸丰御笔“清华园”三个字的横匾,至今仍悬于清华大学工字厅大门上方。因而回溯清华大学,不能不提工字厅,甚至不能不从工字厅说起。 工字厅原称工字殿,建于18世纪,是当年清华园的主体建筑。园内有前后两个大殿,两殿中间以短廊相接,俯视便是一个“工”字。事实上,工字厅后来泛指以工字殿为主体的整座古式院落。除了工字殿,园中尚有更多的建筑,有记载说,园内共有房屋135间,游廊69条,遍布奇花异石,“曲廊迂回,树木扶疏,青竹成荫”。 工字厅见证了清华大学近百年的校史。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与肄业馆从城内史家胡同迁入清华园后,改称清华学堂。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即是在工字厅举行的开学仪式,这一天也成为清华大学的校庆日。人称大学校园为“小社会”,那么,无论在“清华学堂”、“清华学校”还是“清华大学”时代,工字厅都是这个“小社会”的行政管理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和对外交往中心。清华是一个名家云集的地方,这里自然也留下了不知多少名人的足迹。 1914年秋天,梁启超曾在工字厅“赁馆著书”,起名“还读轩”。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出自他当年一场题为《君子》的演讲。后来,他由学校聘请在工字厅讲授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并任国学研究院导师。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邀请访华时,便在工字厅住了半个多月。学校一些重大活动,也常选在这里举行,如1928年1月16日,当了六年清华校长的曹云祥离职时,便是在这里开的欢送会,吴宓于当天日记中记有:“(下午)3(点)-5(点)在工字厅,赴欢送曹云祥校长会,并摄影而散。”1927年6月1日,王国维来这里参加了国学院第二班学生的毕业宴会,后来有人记述了这一场面:“毕业宴席共设有四桌,所有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所以也没人特别在意。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随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进行畅谈。”谁也没有料到,第二天,他便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国学院的毕业宴会,也成了王国维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和王国维有些类似的是,朱自清参加的最后一次活动,也是在工字厅。1948年7月23日,朱自清来这里出席主题为“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会,据与会者回忆,他在工字厅的座谈会上作了这样的发言: 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凶帮闲,向上爬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是向下的。知识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要许多知识分子都丢开既得利益,是不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是知道应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 不足20天后,朱自清便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气节、风骨和人格,他创作的描写工字厅附近景致的《荷塘月色》,都留在了人间。 工字厅还是文人雅聚和清谈的场所,清华的教授们,来这里访他们的客人们,出入过工字厅的名家已不可胜数。浦江清在1931年1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七时在(工字厅)西客厅宴客,到者有顾羡季(随)、赵斐云(万里)、俞平伯(衡)、叶石荪(麐)、钱稻孙、叶公超(崇智)、毕树堂、朱佩弦(自清)、刘廷藩,客共九人。湘乔及梁遇春二人邀而未至。席上多能词者,谈锋由词而昆曲,而皮黄,而新剧,而新文学。钱先生略有醉意,兴甚高。客散后,钱先生与斐云留余于西客厅谈,灯熄继之以烛。”这样的聚会,在工字厅是时常上演的。倘能把类似这样的高谈阔论集成一本书,不难想像,那一定很精彩。 和工字厅感情最深的,恐怕要算吴宓了。他不仅是工字厅的客人,还是工字厅内西客厅的主人。他于1925年入住工字厅西客厅,取名“藤影荷声之馆”,此地即当年梁启超“赁馆著书”之所,后来叶公超也搬过来与吴为邻,“一浪漫,一古典,而颇为相得”。吴宓在工字厅的住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文化沙龙的功能。1926年7月8日,陈寅恪来清华就职的当天,即是吴宓从城里把陈接到学校,“住西客厅”。“王静安先生来,久坐”、“陈寅恪、赵元任等携蒯寿枢来室中小坐”、“金岳霖来”、“曹校长陪导钱方轼来宓室中晤会”、“杨振声来,宓与谈《翻译》一课内容”、“招叶企孙来此小坐”、“冯友兰君如约来”这样的记载曾三天两头出现在吴宓的日记里,陈寅恪也曾借吴宓住所设宴请客。抗战胜利后,季羡林回清华教书,他曾回忆说:“我住的工字厅是清华的中心。我的老师吴先生的‘藤影荷声之馆’就在这里。他已离校,我只能透过玻璃窗子看室中的陈设,不由忆起当年在这里高谈阔论时的情景,心中黯然。”1930年9月,吴宓去欧洲游学一年,行前,校内一些单位看中了他的住所。8月14日,理学院代理院长熊庆来找到吴宓,想拿“藤影荷声之馆”当数学系的第二预备室,被吴宓“严词拒之”,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说: 且谓如校中必欲取回此室,则宓第一步今年不出洋;第二步退回聘书,舍清华而改任他校教授。若私人欲得此室,则当认为仇敌,悉力抵抗周旋。毋谓宓平日谦和,便可欺也云云…… 行前三四天,他又在日记中记道:“今兹将行,对清华园风景之幽美,及西客厅生活之安逸,乃深恋恋也。”9月12日,他离开校园时,还“回望久居安适之西客厅,不觉凄然”。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园就是一个令无数学子神往的地方,除了清华的名声,清华教授的名声,清华的校园环境肯定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对此,北大出身并且深悉老北京文化生活的邓云乡说:“清华的校舍在外观上虽然没有燕园未名湖畔的绿琉璃瓦、画栋雕梁的楼台漂亮,但在实质上比燕京好得多,在全国来说,当年是罕与伦比的。”这当然是一个综合性结论,若论清华园里的精华,或精华中的精华,首推还当是工字厅,否则,吴宓也不至于因为一年的别离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发感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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