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錫的人文大家中，錢穆是有創見的一位，錢基博則是有定見的一位。說到他的「定見」，多一半來源於性格，耿介。

錢基博晚年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所寫《自我檢討書》中曾這樣評價自己：「也有人說我不近人情，因為我不容易和私人妥協；尤其不受人抬舉，人家不容易親近我！」說得很中肯。他二十三歲那年應聘到江西按察使陶大均幕府籌備司法改良，賓主相得，甚得信任。即便如此，錢基博戇氣一上來叫東家也下不了台。《孫庵年譜》附錄《潛廬自傳》記述，有一晚陶大均有請，錢基博到時卻原來東家夜開盛宴，請他觀看名妓，「基博默然，徐曰：『公以風憲官而長夜召妓，豈所以儀刑百僚！』遂趨以出，同座嘩笑，以為迂儒。」錢基博的話不免殺風景，但陶大均頗具度量，第二天即登門長揖道：「君少年如此，乃令我輩愧死。我微君，不能諍我；亦微我不能容君。」從此不再召妓。小插曲由耿介起，以喜劇終，但現實裡像這樣的「美談」是確實不多的。

錢基博在第四中山大學時受命推薦國文系教授、副教授，一天文學院院長領來一人，稱為蔣總司令介紹給校長。那人拿著蔣介石的信給他看，錢基博道：「總司令給校長的信，我不敢看！不過我覺得總司令可以委任一軍長，師長，而沒有資格聘用一小學教員；因為不在他職權以內；並且小學教員，需要哪一種人和哪一種知識，做總司令的人，他不會了解！」當時的蔣總司令權勢已經炙手可熱，但錢基博的眼裡只有法理，沒有權力，他的耿介當然使人「難堪」。錢基博的主見不可能因外力而稍作轉移，這樣的事情多了，他索性一走了之。

抗戰勝利後，錢基博回無錫，當時湯恩伯駐錫。「有一天，得到他的請柬，請地方士紳；我就在知單上，我的名字下寫了幾句，說：『抗戰一起，誓不參加任何宴會。現在敵人雖退，民不聊生；誓言猶在，心領，請諒。』隔了幾天，得到地方士紳知單，公請湯恩伯，每人派出份子三萬。我拿三萬交來人，就在知單上註：『總司令飢溺斯民，敬獻三萬元以助振恤！』從此以後，我在家鄉過夏，無人再來麻煩了！」能得到王公大人的宴請，本是一般人的榮耀，可錢基博偏不識這個趣，非但拒絕出席，還要寫上幾句規勸一番；士紳公請總司令，他卻說自己的錢是「以助振恤」，無異是在罵湯恩伯了。

錢基博的不買蔣總司令、湯總司令的帳，恐怕不能歸結為階級意識。他有的是知識分子本能的道德底線和價值法則，這些又固定為一種行為習慣，並凝結進他的學術人格，影響到他的學術本體，表現出一個活生生的錢基博。楊絳在《我們仨》中曾說：「爹爹說話，從不理會對方是否悅耳。這是他說話、寫信、作文的一貫作風。」真真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