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台一望客心惊，箫鼓喧喧汉将营。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

沙场烽火侵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

唐代诗人祖咏的这首《望蓟门》，可作姚名达教授赴难心情的写照。

今年（1992年）“七·七”，是抗日战争55周年纪念日，也是抗日烈士姚名达教授殉国50周年。

除了史学界、学术界，如今知道姚名达的人不多了。但其实他是不该被人忘记的，也的确不会被人忘记。1990年，江西师范大学庆祝中正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建校50周年的时候，在校园内将湖畔一亭加以改建，命名为“显微亭”，就是人们没有忘记姚名达教授的明证。姚名达后来弃姓易名为“显微”，这亭的命名，正是来自他后来所用之名。

姚名达，江西兴国人，生于1905年。他从小受过良好教育，后来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从梁启超研究历史，可说是梁的入室弟子。研究院毕业后留校工作，后南下至上海，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特约撰述。以后又曾在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担任历史教授。1940年，中正大学建立于战时战地的江西，这是江西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在此之前，江西于辛亥革命后曾有过昙花一现的“心远大学”）。姚名达抱着为桑梓培养人才的心愿，回到中正大学任教授。与姚名达先后从上海等地到该校任教的名教授，除校长、植物学家、国学家胡先骕外，还有社会学家雷洁琼、经济学家唐庆增、国学家王易、教育学家童润之……

1942年6月，抗日战争快要进入第六个年头了。当时的形势是，意大利墨索里尼已接近崩溃，太平洋战争爆发已半年，日军企图孤注一掷，在中国战场加强进攻。6月初，在江西战场上，日军攻占了抚州、 上饶等地，并企图完全控制江西、浙江、湖南等省，以掌握浙赣、粤汉铁路。南昌方面日军，已沿赣江向南面的樟树、新干等地推进。6月，学校放暑假了，姚名达倡议组织抗日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去。这说明他当时看到了“沙场烽火侵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的祖国、故乡正处于危难之中，因而萌发了“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张缨”的爱国热情。

姚名达的爱国热情，其实早在他担任商务印书馆特约撰述时就已显示出来了。1932年“一·二八”，日军的炮火把商务印书馆炸毁，凝结姚名达多年心血的文稿全被毁了。当时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在2月13日致胡适的一封信中曾说：

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

姚名达更是愤慨地振臂高呼：

他们要毁灭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怎样发扬我们的文化，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倒、灭不掉的！（姚名达：《目录学·自序》）

还有一件事，更能说明姚名达的爱国热情。姚名达和夫人巴怡南，是1937年夏天在杭州订婚。“七·七”事变后一个月，“八·一三”事变前夕，8月5日上海《大公报》加框的头条标题是：

      增加抗战实力

      以金银献给政府

    盼全国妇女将饰物捐出

这条新闻说：

……本报昨接××君及××女士以其订婚约指寄来，嘱转交政府。并附有一函，……兹将原函披录如下：

……我们要求政府立即下全国总动员令，拼整个民族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我们每一个国民必须尽国民的责任。我俩现在谨以至诚，把我俩前几天订婚交换的约指捐献中央政府，现已由邮包寄上……为备战抗敌之用……

他们还在集中号召全国妇女都捐献首饰，以助抗战。信的最后说：

我们希望每一国民都能自动捐献其所有与国家（无论货币、金银、古董乃至一切财产，整个生命）！

这封要求“不必宣布我们的姓名”的信，就是姚名达和巴怡南写的，那两枚金戒指，就是他们的订婚戒指。

这样一个姚名达，这样一个为了抗战把最珍贵、最具有纪念意义的订婚戒指毫不犹豫地献出，并且倡议“捐献其所有”、直至“整个生命”给国家的姚名达，在敌寇压境之时，又怎能不“投笔请缨”呢！

二

我认识姚名达的时候，他已经不用姚名达之名而改名显微了。1940年他到中正大学文史系任教授，就以显微为名。显然，他自名显微而不加姓姚，是为了要废姓的。但是，人们狃于积习，还是习惯称他为姚显微或姚先生，那个姓他是想废也废不了的。

姚先生要废姓，何不就名名达而而要改名显微呢？据巴怡南之弟巴逢辰说，姚名达先生曾写信给岳父（即巴逢辰之父）说过，那是取自《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一语。意思是说暗中或细微之处所作所为，能瞒人而不能瞒己，所以君子应常怀戒惧，于暗室、于细处，独处时的行为也应谨慎不苟。姚名达改名显微，是为了警惕自己时时处处加强道德修养，可见其对自己要求之严格了。

但我知道姚名达却还更早一些，是在认识他之前。抗日战争前在上海的时候，他创办过一份杂志：《女子月刊》。当时上海出版的妇女杂志，资格老的有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创刊的《妇女杂志》，还有章锡琛离开《妇女杂志》后创办的《新女性》，以及生活书店出版，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等。《女子月刊》创办于1935年，时间较晚一些。与此同时，姚名达还创办了女子书店，出版了《女子书库》等。看来是想在出版界创一番事业。那时他刚刚三十岁。我就是因他的这番作为而知道他的。在我的想像中，他该是位倜傥潇洒的翩翩青年。等到在江西我从他学历史、见到他时，才发现和我的想像大不相同。他个头不高，身材微胖，圆脸上架着一副玳瑁的近视眼镜，似乎总是带着微笑。他不修边幅而朴实平易，倒更像是一位蔼然长者、名士宿儒。

其实他也确是位名士宿儒。虽然当时年龄不过三十多岁，却已经出版了许多史学著作，尤其在目录学方面贡献巨大。他的名著《中国目录学史》，我也是从他学史后才读的。这本书是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这套丛书共有41种，包括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卫聚贤的《中国考古学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顾颉刚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白寿彝的《中国交通史》等），初版于1937年。这是一本富于独创性的书。他“一反古今成说，不惮立异之讥”，确实称得上是有胆。但他不仅有胆，还有识。全书打破按古今时序写史的成法，而按专题分为十篇来叙述，真正做到了“源流毕具，一览无遗”。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于他所主张的史才、史学、史识三者中特别重视史识，而姚名达也正是不仅有史才、史学，更有史识。

他的史识和史才、史学，不仅体现在《中国目录学史》的编写体制上，也表现在书中的种种见解上。他在总结了刘向校阅群书，撰成《别录》的五条经验后说：“此五项工作，虽纯属校雠学之范围，而实为目录学开天辟地所不可少之过程。”不仅阐明了目录学与校雠学的渊源相承，而且肯定了《别录》之为中国目录学之祖的地位。他明确地说：“目录之学亦由校雠之学脱化而形成一部分矣。”又说：“世之言目录者，辄喜以‘四部’与‘七略’对言；非崇四而抑七，即夸七而贬四。”而实际是：“《七略》之体例，殆完全相当于后世之《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与《别录》相同之处为皆有解题，异处为独有分类。”这些见解，确是高人一筹。他还制作了《四部分类源流一览表》，把分类源流列得清清楚楚。诚如他自己所说：“读是表者当可了解于《隋志》、《四库》为七略、七录之后裔。”在这本书中，不仅总结了中国传统目录学及现代目录学的长处短处，而且提出了目录学发展的途径，真可说是无不该备了。

和对待目录学一样，对待史学他也有不少创见。他认为历史事实、历史记载、历史文物文字等应分别称之为史事、史记、史料，加以区别；而综合这些加以分析研究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即通常所称之为“历史”者，应该如物理、地理、心理、生理等一样，称之为“史理”。而史学则可称之为“史理学”。真可谓言人之所未言。他还曾计划撰著史学丛书数十种，许多都已有了初稿或部分初稿。倘若不是以三十多岁的盛年牺牲于日本帝国主义屠刀之下，他必能在学术上做工出更大的贡献。

三

姚名达1942年在江西泰和组成“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后，由校长胡先骕担任名誉团长，姚名达担任团长，共有团员40名，当募集经费、慰劳品以及其它一些准备工作就绪后，于6月15日启程，顺赣江北上。他们沿途一面开展宣传工作，一面组织群众，先后在新喻、峡山、新干等县组织了青年战地服务团，宣传民众，还为群众义务送医送药，分发慰劳品。7月7日，姚名达率领的十几名团员，在途中遭遇敌人冲散又重新集合起来，大家体力都已不支。姚名达却还照顾着几个伤病号，鼓励大家从新干县的刘村走向石口，准备从石口渡过赣江。到石口天色已晚，和村民说好，请他们去把沉匿在水底的船弄上来，以便渡江。姚名达和团员们便在村里祠堂中休息。大家在奔波的疲劳中昏昏入睡，不料这时日军竟然摸过来了。姚名达号召大家和敌人拚命，大声叫道：“和日本鬼子拚呀！”就赤手空拳和手持武器的日军打斗起来。姚名达已从日军手中夺到了枪，正准备上楼占据有利地势，另一个日本兵却对准他开枪了。姚名达中枪倒地，一个日本兵又用刺刀刺进他胸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爱国教授姚名达，就这样死在日本侵略者屠刀之下。

和姚名达一道牺牲的，还有另一位团员——吴昌达。

姚名达教授的牺牲，海内为之震惊。当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就先后在1942年7月19日、7月29日、10月22日及1943年3月26日四次刊登过消息和有关报道。

7月底，在江西泰和杏岭的中正大学大礼堂，召开了姚名达和吴昌达烈士的追悼大会。

会上，校长胡先骕的挽联是：

盛年积学，识贯古今，  序获良师，平日读尽陈篇，早有鸿文垂宇宙。

溽暑遄征，志吞胡羯，荒村斗强寇，此日迎归忠榇，永留正气壮山河。

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姚名达教授为革命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了烈士证明书。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半个世纪过去了，姚名达的著作还在教育着一代代后人；姚名达的精神还在激励着亿万炎黄子孙！

本文原载《人物》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