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也是最终没有得到正式平反的六位右派之一。鲜为人知的是，罗隆基与王右家之间才子佳人的风流情事，还是戏剧大师曹禺创作《日出》一剧的生活素材之一种。

[此书已经收入张耀杰著《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广西师大出版出版，定价22元。据出版社告知，此书已经上架：“如果在北京，可以去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涵芬楼、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等；几家大的新华书店，西单、王府井、中关村等地，也是可以找到的。如果在北京以外的城市，我想，简单地说，可以到当地人文气息最浓的书店看看：上海看季风书园，南京看先锋书店，杭州看晓风书屋、枫林晚书店等，广州看学而优书店，贵州看西西弗书店，兰州看广场书城……当然，省一级的新华书店估计也可看到，除了西藏（倒是香港、台北读者比拉萨容易看得到）。”]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也是最终没有得到正式平反的六位右派之一。鲜为人知的是，罗隆基与王右家之间才子佳人的风流情事，还是戏剧大师曹禺创作《日出》一剧的生活素材之一种。   一、挑战“党天下”的清华才子   罗隆基是清华大学辛酉级的学生领袖，与闻一多、何浩若、浦薛凤、萨本栋、沈有乾、吴泽霖、钱宗堡等人为同班同学；又与清华校友王造时、彭文应、彭学沛四人，同为江西省安福县人，当年曾有“安福四才子”的美誉。 关于罗隆基在五四运动中的突出表现，王造时回忆说：“罗隆基与同学何浩若得到城内各校学生举行示威，火烧了赵家楼，学生多人被捕的消息后，天时已快到黄昏，但他们还是赶进城里进一步打听详细的情形。当时知道各校为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学，决定一致罢课之后，即连夜赶回学校，次日紧急开会，决定与城内各校取一致行动。罗隆基以学生领袖的身份，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1） 同为清华校友的潘大逵，对罗隆基尤为推崇：“他是清华的一个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为擅长，能写作，善辩论，得过清华国语演说比赛第一名。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2） 当年的北大学生领袖许德珩，也在回忆录中介绍说：“经常出席‘学联’的各样代表有：北大的黄日葵、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锷（轮流出席）；清华的罗国琅（即罗隆基）。”（3） 1922年7月，罗隆基与同班同学钱宗堡、闻一多、何浩若等人相伴赴美留学。罗隆基先在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就读过的哥仑比亚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课程，之后又到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追随著名的费边主义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从事研究工作。当年曾先后到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追随过拉斯基的中国留学生，还有吴恩裕、王造时、费孝通、储安平等人。 在英美留学期间，罗隆基、闻一多等人还发起组织了一个国家主义团体大江社，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抗衡。关于这一点，闻一多在1925年1月13日致梁实秋信中曾有所介绍：“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我辈已与醒狮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醒狮社的人如李璜乃一介书生，只能鼓吹主义，恐怕国家主义的实践还待《大江》。此点李璜等亦颇承认，努生在京时，彼等极为敬视。”（4） 1929年初天，罗隆基从英国归来任上海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同时兼任由胡适担任校长的吴淞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主任及教授，成为以胡适为核心的“新月”、“平社”两个松散的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随后还一度主编过《新月》杂志，由此开始了书生言政的笔耕生涯。 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标题，发表储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其中心议题为“党天下”：“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党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储安平的“党天下”说，转眼间就成了右派分子疯狂向党进攻的重要依据和罪证，自然也就成了当时诸多报刊围剿批判的众矢之的。然而，参与围剿批判的笔杆子中，很少有人知道“党天下”的原始发明人，其实是3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罗隆基。 1930年2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的第一篇，就是罗隆基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文中写道：“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它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持续不断的‘党天下’。” 在“党天下”的政治体制下，罗隆基是必然要遭受“言论罪”的惩罚与报应的。1930年11月4日下午，罗隆基在吴淞中国公学教员休息室被上海市公安局派员抓捕，幸亏有胡适、蔡元培等人的多方营救，才于几个小时后被释放回家。 这一次的被捕，自然会对心高气傲、才子风流的罗隆基造成精神刺激并产生相应的逆反心理。罗隆基随后在自己主编的《新月》第3卷第3期上发表《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党天下”理论：“照这样看来，国家没有保障人权的根本大法，固为问题，已经公布之普通法律，政府和党员，不肯遵守，又为一问题。党员指挥军警，军警执行司法，这是政府和党员不守法的证据……一言以蔽之：‘党权高于国，党员高于法。’‘党员高于法’，这是我们小民生命上最大的危险。这与法治的原则，根本相违背。” 据1930年11月6日胡适日记介绍：“光华大学政治学社代表来谈隆基被捕事，欲作一大运动，要求约法保障。我对他们说，我十三年来不愿鼓动学生来赞助我的主张。这几个学生的言论使我感觉不愉快，他们是政客一流人，将来恐于隆基有害。”（5） 事情的发展比胡适的预料来得更加严重。1931年1月13日，教育部电令光华大学：“罗隆基言论妄谬，迭次公然诋本党，似未便任其继续任职，仰即撤换。”接着，中国公学内部也爆发学潮，以至于不可收拾。胡适在日记中留下的记录是：“大概二月四日的校董会本意由孑民先暂任校长以救危局，而君武隆基诸人不明大体，纵容学生去包围校董会，遂成僵局。” 由于马君武、罗隆基及学生们的“不明大体”，本该由校董会解决的问题，最后只好请教育部插手，结果是胡适的校长和蔡元培（孑民）的代理校长都做不下去，而由党国要人邵力子直接插手顶替胡适的校长职位。罗隆基在中国公学的那份教职，自然也随之告吹。 好在当年的文化人可以自由流动，罗隆基随后便来到天津，担任《益世报》主笔，再后来又到南开大学做兼职讲师并到北平晨报社担任社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罗隆基在《沈阳事变》等一系列《益世报》社评中，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进行猛烈抨击，《益世报》因此一度受到停止发行的处分。胡适当时恰巧到天津办事，胡适日记中就留下了对于罗隆基的经典评估：“今晚看晚报，始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受党部压迫，封锁邮电，故今日的报不能发行，晚上罗君来谈，说他已辞职了。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罗君自以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 耐人寻味的是，罗隆基因“不明大体”而犯下的“政论家之大忌”，并没有报应在国民党执政时期，而是报应在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之中。一直在韬光养晦中安度学者生涯的闻一多，反倒在40年代突然间活跃起来，与罗隆基诸人联手参与党派活动，最终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成就了民主斗士的美誉。   二、多情多欲的才子风流   除了因“不明大体”而犯下“政论家之大忌”外，罗隆基的另一个致命之处，是他才子型的风流倜傥和多情多欲。这种滥情浮性、多情多欲的争风头、讨便宜，在当年以新潮与革命自居的一代乃至几代文化才子里面，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吕孝信在《忆一对欢喜冤家——王右家与罗隆基》一文中，认定罗隆基在爱情上是一个多元论者。同为风流才子的田汉，在其自传体小说《上海》中，甚至于借着为停妻（孙荃）别恋（王映霞）的朋友余质夫（郁达夫）辩护为由头，把这种爱情上的多元论，归结为“艺术家的特权”。当年的中共领袖瞿秋白，则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对于这种一味争风头、讨便宜的文化才子，进行过一番颇为老到的分析解剖：“‘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的积聚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他们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们和农村的联系更稀薄了，他们没有前一辈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反而传染了欧洲的世纪末的气质。这种新起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热度’的关系，往往首先卷起革命的怒潮……” 罗隆基的第一任夫人为张舜琴，第二任夫人即王右家，与王右家分手后，他还与浦熙修维持了多年的恋爱关系。关于罗的婚恋纠葛，潘大逵在《风雨九十年》中，曾有过一番概述：“当时我们在王造时家见面的时候较多。他经常偕王右家小姐（亦曾在美留学）一道前来。记得在我1930年回国之初，也曾与他的前妻张小姐见过面。他的前妻是华侨，在英国读书，罗与她是在英国结的婚。她给我的印象是外表本分朴素，喜清静，不爱社交，是基督教徒，与罗的性格迥然不同。清华同学对他们的结合颇感惊异，当他们在伦敦时，清华同学何浩若等数人曾到他家拜访，几位清华老同学不禁显露出少年时代那一派吵闹不拘形迹的作风，惹得罗妻大为不满。大家都预料到他们的婚姻一定不能维持长久。不幸而言中，回到上海不久，果然他俩便宣告离异了，后来罗就与王右家结了婚。” 关于罗、张的夫妻不睦，罗的学生沈云龙介绍说：“罗先生和他的夫人张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调和，常常双双请假，过几日便见罗先生面部带着纱布绷带来上课，同学们常背后窃笑，这样经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难维持长久。”罗的朋友李璜，则把罗张夫妇的不睦，单纯地归结为个人原因：“那个时候，老罗正在与他的太太闹离婚，他太太也是留美学法律的，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对老罗的浪漫，大概管束太严，因此小两口常常打架，闹得学生们都知道了，传为笑谈。”（6） 罗隆基本人则在给徐志摩与胡适的书信中，把夫妻间的矛盾颇为动听地归结为对于“自由”的争取：“舜琴已于昨日离沪返新加坡，暂分开六个月。短期的自由争来亦不容易。将来，让将来照顾将来罢！”（7） 不过，由于国民党当局对于罗隆基几个小时的拘捕连同随后的解除教职，这“将来”一下子被提到了眼前。1931年罗隆基只身来到天津就任《益世报》主笔不久，便与从美国归来的王右家“自由”到了一处…… [此书已经收入张耀杰著《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广西师大出版出版，定价22元。据出版社告知，此书已经上架：“如果在北京，可以去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涵芬楼、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等；几家大的新华书店，西单、王府井、中关村等地，也是可以找到的。如果在北京以外的城市，我想，简单地说，可以到当地人文气息最浓的书店看看：上海看季风书园，南京看先锋书店，杭州看晓风书屋、枫林晚书店等，广州看学而优书店，贵州看西西弗书店，兰州看广场书城……当然，省一级的新华书店估计也可看到，除了西藏（倒是香港、台北读者比拉萨容易看得到）。”]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也是最终没有得到正式平反的六位右派之一。鲜为人知的是，罗隆基与王右家之间才子佳人的风流情事，还是戏剧大师曹禺创作《日出》一剧的生活素材之一种。     三、王右家与陈白露   (接楼上)王右家是陈白露的生活原型之一，相应地，正在与王右家热恋的罗隆基，在某种意义就是潘月亭的生活原型之一。 最早公开指出王右家是陈白露的生活原型之一的，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曹树钧。只可惜曹树钧把王右家的大名，改写成了“王又佳”。 据曹树钧介绍，曹禺的干妹邹钧曾告诉他，“王又佳”的母亲与曹禺的母亲是干姐妹，交过兰谱，也是潜江人。郑秀也曾对他回忆说，“王又佳”在美国留过学，交往的都是上层人物，达官贵人。曹禺的好友靳以曾经追求过“王又佳”，靳以人大气，老实，在女中教书，后被王背弃，为此精神上大受刺激，整天咒骂女人，发誓决不再娶妻子，曹禺还劝靳以“要娶也不要娶这种女人”。（8） 关于罗隆基与王右家的风流韵事，田本相《曹禺传》的说法是：“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没有多么高的文化，但举止却落落大方。当时，她和《益世报》的罗某某同居了，罗某某去南开大学讲课，王小姐也跟着他坐汽车去，她的风流艳事在文化界流传着，她的打扮、风度都使人刮目相看。但她却不是交际花。” 把王右家当作陈白露的生活原型的曹禺本人，对于王右家的描述更具有权威性。1962年4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张绰、张卉中的《老作家谈创作》一文，其中有曹禺关于王小姐的公开说明：“这个女人，长得漂亮极了，跟我的一个朋友很要好。后来这女的上了大学，又到美国去留学，回来之后，跟一个有妻子的报社总编辑搞在一起，这样的一个人物，使我想起社会上许多这一类的人，觉得非把她写出来不可。但是真的坐下来写之后，陈白露又不是原来那个女人了，许多情节都不一样。” 曹禺逝世后，田本相在《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一书中，披露了更多的相关细节。只是他与曹树钧一样，把王右家的名字错写成了王又佳。以下文字摘抄自1982年5月26日，田本相在上海李玉茹家里与曹禺之间的访谈：   曹禺：靳以，我的好朋友，他为人十分憨厚。年轻时，曾经失恋过，他失恋非常之可怕，他把自己的全部寄托给这个人了，一旦失恋，他的精神几乎几乎失常了，甚至还要自杀。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就赶去挽救他、安慰他。我去找那个女的谈，这个女的不愿意见我，把我拒之门外，对靳以也没有任何表示，真是毫无办法。我只好看他痛苦，我也跟着痛苦。这个女的后来嫁给了一个银行家、商人之类的人。…… 田本相：您同王又佳十分熟悉吧？！怎么这样一个女性能够促使您写陈白露呢？你能否再谈谈这个王小姐？ 曹禺：点燃陈白露形象的王小姐，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要好，是朋友，我就是这样同她认识的。她不是陈白露，也不是交际花，但她长得确实非常漂亮，也非常聪明。真正的交际花我也见过，但王小姐不是。她是胡闹，她是不卖钱的。我同她家不十分熟，但这个人呢，却一下子把我写陈白露形象点燃起来了。就像陆以洪的嫂子，使我点燃了蘩漪的形象。方达生的影子是靳以，靳以就有那么股憨劲，方达生太像靳以了，不懂世故。……王小姐叫王又佳，她父亲和我的父亲是很好的朋友，都是湖北人，确切地说，她不是我戏里人物的模特儿，就像蘩漪似的，有这么一点影子；但王小姐这个影子，和我心中的人物形象，这么一碰，陈白露就出来了，要是没有这么一碰也出不来。……方达生有靳以身上的东西，当然靳以有他的长处，他很会做编辑喽！靳以曾经和这位王小姐好过，当然这不要提了。王小姐岁数和我们差不多，后来到美国去了。我写《桥》的时候，其中也有她一点东西，但也不是她了。就是那个沈承灿的朋友，古先生的一个姘头，高级的，有钱的，这样又从王小姐身上分出一点来。罗隆基到了北京，一天给她打两次电话，我都觉得邪门。这个王小姐非常聪明，非常漂亮，极有魅力。但是，她不是那么堕落，她也胡搞，却不那么乱七八糟，不是低级的，而是高级的。家道中落后，就不是在旅馆里搞了，但她也不是交际花。不知什么时候跟罗隆基离婚了，又嫁给一个外国的什么人，在伦敦住下了，后来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恐怕死了。（9）   1984年4月20日，田本相采访曹禺继母薛咏南的干女儿邹淑英时，又留下这样的记录：“我是无锡人，自小跟父母来到北方生活，今年73岁。我的丈夫叫王世濂。我是在20岁左右认识曹禺母亲的。约3年后认她作干妈。……说起王又佳，她是十八九岁去美国并落难于美国的，碰巧遇上了罗隆基，他们就同居了。回国后，她常来看干妈，那时不过二十来岁，她母亲跟干妈也很不错。王在抗战时去了重庆，跟罗隆基离婚了。抗战胜利后在北平又与人结婚了（这个人曾是阮玲玉的丈夫），还给干妈发来了很考究的贴子，干妈没去。” 在《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一书中，还有张靖于1984年4月16、19日到天津采访曹禺的侄子万世雄的奶妈王振英的记录：“（曹禺的哥哥）家修比老太太小一圈（12 岁），他也不干事，整天就在家里呆着。我听说准备让他当武清县长，关系、门路都找好了，他就是不去。我去他家前，他有丫环，是买来的，叫福子，老太太有些疑心，便找人许配走了。……曹禺的同学倒是常来，我记得的有章方叙、王又佳。” 1935年11月，曹禺的戏剧导师张彭春，邀请曹禺与自己一起改译莫里哀的著名戏剧《财狂》即《悭吝人》，并请曹禺出演剧中的“财狂”韩伯康。在《财狂》一剧中扮演女儿的鹿笃桐，在接受田本相采访时回忆说：“（我演《财狂》时）在天津六中读书。……王小姐和我二姐是同学，在天津没人爱答理她。（在重庆时）王小姐请我吃过饭，白杨（杨君莉）、还有曹禺也在座；张彭春也请我和曹禺吃饭。王小姐是生活很随便的一个人。罗隆基和叶子好了，她就和一个商人结婚到美国去了。王的父亲有点钱，母亲是个姨太太。她想乱出风头，有点堕落，……罗隆基是《益世报》的主笔，长得漂亮，风流，对人不错。” 鹿笃桐的同学、诗人王辛笛的夫人徐文绮也回忆说：王小姐常常到南大去，罗隆基在南开教书，罗隆基口才很好，王小姐跟罗隆基坐着小汽车到南开去。鹿笃桐和王小姐比较熟，后来都到重庆去了。鹿笃桐在南开中学教书。王小姐长得很漂亮，没文化，但举止却落落大方；她和罗隆基在一起，是慕其名而已。 与鹿笃桐的说法相印证，黄佐临在接受田本相采访时，以见证人的身份介绍了另一种事实：“陈白露的模特儿我见过，此人姓王，叫什么我忘了。她是罗隆基的情人，人们叫她王小组，长得很漂亮。曹禺跟这个王小姐是有交往的，相当熟悉；他自己就是那个方达生了。潘经理我也见过，天津一个银行的经理，是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的父亲，与罗隆基是同学，在英国也是同学，又在南开大学共同教课。罗隆基是结了婚的，经常同老婆打架。王小姐是官僚的女儿，家里有钱，她不是陈白露那种交际花。北京、上海都没有像她这样漂亮的。在重庆时，曹禺常提起这个王小姐，他还陶醉那段生活。王小姐又漂亮又聪明，但是她文化并不高。我想排《日出》，但找不到一个像王小姐那样漂亮的人。王小姐没学问。林徽音是梁思成的夫人，学建筑的，有学问又漂亮。王小姐在曹禺创作生活中是很关键的人物。张骏祥知道得更清楚些。曹禺和王小姐，不是为猎奇而猎奇，而是朋友的关系。” 另据陈清发表于2002年9月18日《中华读书报》的《章靳以与王右家没有任何瓜葛》一文介绍，“1931年的章靳以，是一名复旦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系四年级的学生。他于1927年中学毕业离开天津去到上海复旦大学就读，先进入预科班，然后升入大学。……章靳以早年是有失恋，他的中学好友曹禺也确实劝过他‘要娶也不要娶这种女人’，而这个女人非指王右家，而指章靳以的大学同窗，当时复旦大学的一名校花，一位陈姓女子。章靳以与他的这位同窗整整热恋三年（约在1930年—1932年间），而当章靳以一脱下大学毕业的方帽子，立即弃商从文……那位陈姓女子则进入银行当上职员，在铜臭和利禄的熏染之下，终于变心，投入银行经理的怀抱。” 把以上资料相互印证了看，靳以对于复旦女生的失恋，应该是对于王右家失恋之后的事情。也可能靳以与王右家之间的情感，和曹禺与王右家之间的情感一样，只是黄佐临先生所说的“朋友的关系”。如果这样的话，方达生身上更多的是曹禺本人的自传色彩，而不是靳以的影子。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曹禺早在1926年9月就发表于《玄背》副刊的处女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夏震与有着高贵的英国血统的梅璇小姐恋爱，由于广有钱财的日本商人“黑胖的野村三郎”的介入，梅璇只好暂且屈从于叔父的安排而投入自己并不喜爱的“黑胖的野村三郎”的怀抱，从而使夏震落入到酒铺里去纵于酒，到妓院里去纵于欲的失魂落魄之中。幸亏有夏震的同事谢文伟一直充当着爱情保护神的角色；梅璇又是一位以暂时的牺牲来换取永恒的情爱的女神式的人物，在“恶魔”野村三郎远在日本的家中恰巧又有一个能够降妖伏魔、以夷制夷的“妇人”；“心花已经枯槁”的夏震最终才得以于“今宵酒醒何处”的失魂落魄之中，获得了从灵魂到肉体的双重性的拯救与新生。 相比之下，现实生活中章靳以、王右家、罗隆基、张舜琴之间的四角情恋，与《今宵酒醒何处》中的夏震、梅璇、野村三郎及其日本妻子之间的四角情恋，颇有相似之处。然而，王右家显然不是甘于奉献的梅璇小姐，张舜琴也没有降妖伏魔般的女性魅力，曹禺自己的内心深处虽然有神秘莫测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却并不能够像小说中的谢文伟那样，拥有挺身而出充当爱情保护神的人格魄力。 马来西亚著名学者温梓川，是罗隆基1927年前后在暨南大学任教时教过的一名学生。出现在温梓川笔下的罗隆基，却是并不美好的另一种形象：“罗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经济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学，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表示非常欣赏。他虽则是口齿伶俐，辩才无碍，但听他课的同学却不十分踊跃。后他一连串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得《新月》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又因同学的口碑载道，方陡然骤增了不少旁听的同学，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惜为期不久，大约是教了一年光景，便离开了暨南，到天津做《益世报》的主编去了，这都是后话。这期间，不知怎的他对于张小姐不对口味，生活自然也不大协调，大概是为了急于功利的缘故，后来他看上了徐志摩的离了婚的夫人张幼仪，也就是张君励的妹妹。他伪装张君励的信徒，加入国社党，满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殊不知张幼仪对于罗隆基，避之惟恐不及，他对她的追求，不但徒劳无功，简直是毫无希望。他追求张幼仪之不能成功，他怀疑是因为有发妻的关系，遂决心摆脱。……罗隆基和她分手以后，他的第二位太太就是有名的王家右。她当年在北方给国民党做妇运工作。他自己时常对人说他对王家右非常好，但王女士不原谅他。他还说他和发妻的离婚，完全是为了她。想不到现在结果如此。他对她好，而她却要分离，这也许可以说是最早造成的错误——犹如他后来在政治上一样。但他一直不承认王女士和他已经离婚，她后来却嫁了已故电影明星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做了他的第五任太太。”（10） 温梓川笔下的“王家右”，是对于王右家的另一种误写。风华绝代的王右家，不仅没有留下来一张玉照供后人观瞻，连并不难记的名字也被后人一再误记和误写，实在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关于罗隆基与王右家的结合与离异，浦薛凤在《忆清华辛酉级十位级友》中曾有所交待：“1936年春季，清华大学举行廿五周年校庆，予正在母校执教，邀请回校之辛酉级同学，有高长庚兄偕其长女、罗努生偕其女友王右家参加，是晚予妻佩玉与蔡旭岚（可选）之夫人张镇巽女士，在大礼堂各项游艺节目中，彩排梅龙镇，……此次是予与佩玉初次遇见右家。抗战期间努生与右家失和，势将破裂。右家坐在昆明停留片刻之飞机上，并未下机，而努生预知其行将到达，认为必定下机可在机场晤面，不料右家躲在飞机里面，始终末曾下来，遂使努生失之交臂。此一经过，系梅师母（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女士）亲口面告笔者与（王）化成。盖梅师母受努生之恳求，亲由昆明飞到重庆代向右家劝解，预期电知吾俩，故同到珊瑚坝机场迎接。随即送往嘉陵江对岸汪山附近之郭（泰祺）公馆。但事实已到无可挽回地步。嗣后，努生亦到重庆，不时聚餐晤谈。”（11）   四、罗隆基与浦熙修的右派命运   罗隆基与王右家分手后，与名记者浦熙修保持了多年的恋爱关系，两个人最终并没有结婚，反倒在反右运动中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关于自己与浦熙修之间的恋爱关系及其他精神性、事务性关系，1957年7月15日，罗隆基在《我的初步交代》中“交代”说：“这些年来我对《文汇报》的创立和复刊是相当关切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一方面由于十年来我同浦熙修的私人友谊，我希望她把她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我亦错误的认为在中国还应该有社会上所谓的民间言论机关。因此我遇有机会就鼓励《文汇报》不要办成同《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报纸，由于《文汇报》徐铸成一再向我发表埋怨党组的牢骚，我的确曾一再直接间接向《文汇报》负责人表示过，认为报馆不要过于迷信党组领导，有事到北京来反映。我与浦熙修是日常见面的，她亦经常向我征询有关《文汇报》的意见。通过她我向《文汇报》灌输了一些不健康不进步的意见，无形中使她的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间接又使《文汇报》犯了错误。……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六点。” 比起以上的“低头认罪”来，1956年6月26日罗隆基响应中共中央大鸣大放的号召，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所表现出来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精神面貌：“我们必须记住，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这就是‘百家争鸣’的法律依据。毛泽东主席‘百家争鸣’的号召正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履行宪法上的职责。……这样，全国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就能各凭本事，各显神通，欢欣鼓舞，踊跃争先，大胆‘鸣’起来，大胆‘争’起来了！” 不过，更能够体现罗隆基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的，还是1930年11月4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于当天被释放后所写下的那篇《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从1930年的意气风发到1957年的“低头认罪”，罗隆基完成了精神扭曲与精神异化的全部过程。 重读《思痛录》，竟然发现关于罗隆基与浦熙修的一些重要资料：“罗隆基……是我们这些‘一二·九’学生经常请来帮我们说话的人。他家在天津，我就到他在天津的家去邀请过他。他在五四纪念活动时来清华讲过，痛斥胡适等人如何放弃了当年五四的传统。在西安事变时，他更加勇敢地到清华来，说蒋介石如何如何不得人心，说清华老同学只想做官，我们必须反对。这个人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当然会以为这个国家将符合自己的理想。……浦熙修和罗隆基有恋爱关系，但是她的出名完全由于人所共知的她早年参加的革命政治活动。在重庆时，她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往中共方面跑得欢。她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将军的夫人。凭这条关系，她在重庆新闻界中号称‘浦二姐’，写了许多有利于中共的新闻。日本投降以后，她又跟着重庆文化界的人一起到了南京。在南京，发生过国民党军警动手打群众代表的‘下关惨案’。浦熙修也在里面，挨了打。解放后她来北京编辑《教师报》，当《文汇报》的记者，活跃如故。这样一位左倾新闻记者，竟会被划成右派，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要不，就是因为她会当一个如实报道的新闻记者，而当不来专搞‘阳谋’的笔杆子吧？反正事实弄不清楚。”（12） 连同时代人都“弄不清楚”的事情，笔者也不好饶舌下去。据谢泳《罗隆基评传》介绍，罗隆基一生无儿无女，作为一位被彻底剥夺了民主权力的右派分子，他的晚年是在凄惨悲凉中度过的。   （1）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19日，原标题为《罗隆基的情感人生》。现根据相关文献资料予以充实补写。 （2）引自谢泳《罗隆基评传》。见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第5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出版。 （3）《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第55页，成都出版社，1992年出版。 （4）《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第6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出版。 （5）引自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编》第22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第5卷第84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7）台北《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第53页。 （8）《胡适来书信选》中册第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9）曹树钧著《走向世界的曹禺》第3页，成都·天地出版社1995年出版。 （10）《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114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温梓川著《文人的另一面》，第12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2）文载台北《传记文学》第47卷第2期。 （13）韦君宜著《思痛录》第57页，北京十月出版社1998年出版。